武王克商無疑是中國古代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這個事件標誌著商王朝的滅亡和周王朝的建立，是無可爭議的商周兩個朝代的分界線，事件本身也是一個極具典型意義的曆史年代學課題。從年代學研究的角度看，這一分界線的推定，對其前的夏商而言，是其總積年的起點，對其後的西周來說，可直接影響到列王年數的估算。因而這個定點的確立，被譽為整個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最為重要和關鍵的一環。
由於武王克商有重大而非凡的影響力，所以傳世文獻對這一事件的敘述比較豐富，同時史料中還含有若幹曆日和天象的記錄，這就為古今中外的學者利用文獻和天文曆法知識推定武王克商之年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和可能。但是，武王的軍隊何時出征，決戰的鼓聲何時敲響，鹿台的大火何時點燃……這一切，學者們的推算僅僅“從理論上說”是可行的，而實際問題的解決要比單純的理論推算複雜、困難得多。因為傳世文獻對武王克商這一事件的記載雖豐富但不完整，而且真偽難辨，甚至相互抵牾和歧異，從而造成曆代學者對材料的理解各不相同，推算時所采用的方法、角度也大相徑庭，所推出的結果也就有了很大的懸殊。
關於武王克商之年問題，現代著名學者、甲骨文研究的先驅董作賓認為，早在戰國時期就已有人嚐試解決了，但學術界一般認為，最早從事這一問題研究的，當推西漢末年的劉歆。
關於劉歆其人，前文已有多處提及，但大都是浮光掠影，未能深究。鑒於他在古史年代學上是個無法繞開的人物，此處需要對他的生平和研究成果再略做補充。
據《漢書》載，劉歆，字子駿，西漢劉向之子。自幼精通《詩》《書》，並以廣博的才識受到漢成帝的召見，封為黃門郎。後來受詔與他的父親、著名學者劉向一起“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劉向死後，劉歆複為中壘校尉。到漢哀帝即位之時，由於時任大司馬的王莽年輕時曾與劉歆同為黃門郎，便舉薦劉歆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並“複領《五經》，卒父前業”。哀帝駕崩後，王莽把持西漢政權，對劉歆更加倚重，劉歆由此被舉為“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曆，著《三統曆譜》”。當王莽在政治上羽翼豐滿，撇開西漢劉姓王朝，自己當了皇帝之後，劉歆作為王莽的心腹重臣，榮登國師之位，顯赫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