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程”中，與“西周列王的年代學研究”相關的研究方法，除考古遺址的分期與年代測定外，另一個就是對青銅器的分期和金文曆譜的研究，這個方法是其他課題所沒有的，也是本課題的一次創新性嚐試。
清同治十一年刊《攀古樓彝器款識》插圖
青銅器及其銘文的研究，是中國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的重要分支。研究青銅器在中國已有很久的曆史，早在秦漢已有萌芽，此後漸成一種專門獨立的學問。宋以來名家輩出，如劉敞、呂大臨、薛尚功、阮元、吳大瀓等，都在這個領域中頗有建樹。尤其是宋代呂大臨的《考古圖》，在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內被學術界公認為是青銅器著錄的典範。這部完成於1092年的《考古圖》，其成就正如現代考古學家李濟所言：“用最準確的方法，最簡單的文字，以最客觀的態度，處理一批最容易動人感情的材料。他們開始，並且很成功地，用圖像摹繪代替文字描寫；所測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寬度、長度，連容量與重量都記錄下了；注意的範圍，已由器物的本身擴大到它們的流傳經過及原在地位，考訂的方麵，除款識外，兼及器物的形製及文飾。”這部流傳後世並備受推崇的《考古圖》，其成就的確是了不起的，它標誌著中國古代青銅器及其銘文搜集、研究的一個高峰。但是，古代的研究也有其曆史的局限與方法上的不足。由於流傳的大批青銅器，絕大多數是偶然發現或者盜掘所出，沒有明確的出土記載，隻能一件一件孤立地研究。同時，古代的金石學家始終是因襲舊習，研究中大多偏重金文，無文字的器物往往被誤以為缺少價值而遭到棄置。尤為嚴重的是，“對於原始資料審訂的工作及取得手續，這八百年來的古器物學家沒有充分地注意”（李濟語）。同時，他們對銅器形製、紋飾和銘文都缺乏全麵考察，因此就年代的推定而言多不可靠，甚至是一團混沌。所以，“當金石學走到清末民初的時候已是日暮途窮，需要新的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