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軍隊都是普魯士教育體係的一部分。亞裏士多德曾評價斯巴達，“教育係統和大多數的法律都是為戰爭服務的”。這一評價同樣適用於普魯士。但也不可否認，正是信念的一致性保證了德意誌內部體係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一個德意誌男孩學到的第一課便是他生下來就是為了保護祖國。因此，軍隊的組織和教育其實融為了一體。“相交相融，”M. E. 薩德勒博士寫道，“你如果想探究德意誌軍隊的影響，你就要去研究德意誌教育的影響，因為這兩者的影響相交相融。德意誌的教育給軍隊帶來科學。德意誌的軍隊使教育注重組織紀律。軍隊和教育的紀律是並行的。”
因此，普魯士很容易地便完成了從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澤瑙到費希特和洪堡的過渡。後者於1809年開始執掌宗教與公共教育部門。早在1716年，普魯士便開始在小學階段施行義務教育，但教育方法非常不健全。費希特的《告德意誌國民書》演講則極大地鼓舞了教育改革。普魯士派出一支非正式委員會拜訪裴斯泰洛齊位於依弗東的教育機構。隨後，普魯士於哥尼斯堡開設了一所師範學校，教授裴斯泰洛齊的教學方法，由仰慕裴斯泰洛齊的C. A. 策勒爾管理這所學校。這種全新的教育方法經由哥尼斯堡推廣到普魯士各處，裴斯泰洛齊的教育方法從那時開始至今都影響著德意誌的小學教育。
但僅僅對小學進行改革並未使洪堡感到滿足。普魯士開始推行技術教育（須以健全的師範教育為基礎）；文理中學則提供以古典教育為主的中等教育；高中和大學中間設立了畢業考試；最後，還設立了柏林大學。《提爾西特和約》剝奪了普魯士頂尖的哈雷大學，而在僅存的幾所大學裏，哥尼斯堡大學太偏遠，奧得河畔的法蘭克福大學條件又太差。後來在1809年決定在首都以亨利親王的宮殿為總部設立一所新的大學，每年撥款15萬塔勒用於辦學。考慮到當時普魯士的地位，這一舉動可謂壯舉。洪堡從德意誌各處找來了傑出的教授和學者：費希特教授哲學，施萊爾馬赫教授神學，薩維尼教授法學，尼布爾教授曆史，伍爾夫教授考古學。再沒有一所現代大學能有如此雄厚的師資力量了。柏林大學設立一年後，布雷勞斯大學也進行重組（1811），兼並了當時古老但缺乏資金的法蘭克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