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腓特烈·威廉一生的重要成就中，外交政策隻占了一半，另一半是內政。在內部，他對憲政和行政機製進行了大幅度改革，其效果不亞於一場國內革命。從繼位幾周後一直到離世，他畢生致力於內政改革。腓特烈·威廉的內政改革彰顯出他的如下特質：善於運籌帷幄的個性，對清晰構想的目標不屈不撓地堅持，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秉持根深蒂固的信條——統治者的責任就是統治、獲取權力並確保權力。身為統治者，他不得不從國家利益的層麵來解讀問題，國家利益即全體國民的公共利益；一旦有悖於上述利益，無論是特權還是憲章，無論是憲政傳統還是現行體係，都禁止討論，更不可能大範圍施行。當前的現實狀況和過往的苦澀經驗支撐著這種隱含的政治信條。
1640年擺在腓特烈·威廉麵前的是：空虛的國庫；無組織無紀律的烏合之眾組成的軍隊；難以立法、執法、守法的議會；國民既不能自保，又拒絕出錢讓他人保衛自己。當時宗教環境惡化，新教危在旦夕。信奉加爾文教的帕拉丁選帝侯垮台後，路德教信徒舉杯慶祝。相比於逃離華倫斯坦或蒂利的迫害，路德教信徒更願意看到加爾文派異教徒被徹底摧毀。
勃蘭登堡和普魯士需要一個充盈的國庫，需要一支在紀律和服從命令方麵經過基本訓練的軍隊，還需要一個善於和大法官法庭打交道的政府。這個政府還必須足夠強大，可以給每個臣民帶來國家層麵的和平以及與各自地位相匹配的權利。真實的宗教利益要求安分守己的臣民盡心盡意為統治者服務，但統治者也應給予他們信仰自由和道德自由。
如果說大選帝侯已經從黎塞留、馬紮然、烏克森謝納的外交手段中學到很多東西的話，他從奧蘭治的腓特烈·亨利以及華倫斯坦身上也學到了很多，而對他影響最大的則是古斯塔夫·阿道夫。古斯塔夫·阿道夫以一己之力讓瑞典變成了一個強盛的國家，其個人也成了“偉大”的代名詞：勇猛無匹的戰士、強大軍隊的締造者、傑出的外交大師。對他而言，瑞典的國家利益是更高的法律，法律必須為國家利益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