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文學的理解，以及我的寫作，當然和許多別人一樣，曾受古今中外不少作品和作家的影響，影響確乎發生在我少年、青年和中年各個階段。或持久，或短暫。卻沒有古今中外任何一位作家的文學理念和他們的作品一直影響著我。而我自己的文學觀也在不斷變化……
下麵，我按自己的年齡階段梳理那一種影響：
童年時期主要是母親以講故事的方式，向我灌輸了某些戲劇化的大眾文學內容，如《釣金龜》《鍘美案》《烏盆記》《竇娥冤》《柳毅傳書》《趙氏孤兒》《一捧雪》……
那些故事的主題，無非體現著民間的善惡觀點和“孝”“義”之詮釋而已。母親當年講那些故事，目的絕然不是為了培養我們的文學愛好。她隻不過是怕我們將來不孝，使她傷心；也怕我們將來被民間輿論斥為不義小人，使她蒙恥。民間輿論的方式亦即現今所謂之口碑。東北人家，十之八九為外省流民落戶紮根。哪裏有流民生態，哪裏便有“義”的崇尚。流民靠“義”字相互凝聚，也靠“義”字提升自己的品格地位。倘某某男人一旦被民間輿論斥為不義小人，那麽他在品格上幾乎就萬古不複了。我童年時期，深感民間輿論對人的品格，尤其是男人們的品格所進行的審判，是那麽的權威，其公正性又似乎那麽的不容置疑。故我小時候對“義”也是特別崇尚的。但流民文化所崇尚的“義”，其實隻不過是“義氣”，是水泊梁山和瓦崗寨兄弟幫那一種“義”。與正義往往有著質的區別，更非仁義，然而母親所講的那些故事，畢竟述自於傳統戲劇，內容都是經過一代代戲劇家錘煉的，所傳達的精神影響，也就多多少少地高於民間原則，比較地具有著文學美學的意義了。對於我，等於是母乳以外的另一種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