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獲得了一個絕好的機會——半個月內，晝夜看管學校圖書室。那是我以“紅衛兵”的名義強烈要求到的責任。有的夜晚我枕書睡在圖書室。雖然隻不過是一所中學的圖書室，卻也有兩千多冊圖書。於是我如饑似渴地讀雨果、霍桑、司湯達、狄更斯、哈代、盧梭、梅裏美、莫泊桑、大仲馬、小仲馬、羅曼·羅蘭，等等。
於是我的文學視野，由蘇俄文學，而拓寬向18世紀、19世紀西方大師們的作品……
拜倫的**、雪萊的抒情、雨果的浪漫與恣肆磅礴、托爾斯泰的從容大氣、哈代的憂鬱、羅曼·羅蘭的蘊藉深遠以及契訶夫的敏感、巴爾紮克的筆觸廣泛，至今使我欽佩。
莎士比亞沒怎麽影響過我。
《紅樓夢》我也不是太愛看。
卻對安徒生和格林兄弟的童話至今情有獨鍾。
西方名著中有一種營養對我是重要的。那就是善待和關懷人性的傳統以及弘揚人道精神。
今天的某些評者諷我寫作中的“道義擔當”之可笑。
而我想說：其實最高的道德非它，乃人道。我從中學時代漸悟此點。我感激使我明白這一道理的那些書。因而，在“文革”中，我才是一個善良的“紅衛兵”。因而，大約在1984年，我有幸參加過一次《政府工作報告草案》的黨外討論，力陳有必要寫入“對青少年一代加強人性和人道教育”。後來，《報告》中寫入了，但修飾為“社會主義的人性和革命的人道主義教育”。我甚至在1979年就寫了一篇辯文《淺談“共同人性”和“超階級的人性”》。以上，大致勾勒出了我這樣一個作家的文學觀形成的背景。我是在中外“古典”文學的影響之下決定寫作人生的。這與受現代派文學影響的作家們是頗為不同的。我不想太現代。但也不會一味崇尚“古典”。因為中外“古典”文學中的許多人事，今天又重新在中國上演為現實。現實有時也大批“複製”文學人物及情節和事件。真正的現代的意義，在中國，依我想來，似應從這一種現實對文學的“複製”中窺見深刻。但這非是我有能力做到的。在中國古典白話長篇小說中，我喜歡的名著依次如下：《三國演義》《西遊記》《封神演義》《水滸傳》《隋唐演義》《紅樓夢》《老殘遊記》《聊齋誌異》……我喜歡《三國演義》的氣勢磅礴、場麵恢宏、塑造人物獨具匠心的情節和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