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審判過程中是如何被說服的？刑事學家作為司法人員，不僅要提供令人信服的事實，作為國家官員，他的職責還要讓被告人確信指控事實的準確性，讓證人確信如實作證的義務。不過，他自己也經常被證人或被告人說服，無論最終的結果是否準確。米特邁爾[27] 將此種確信視為一種條件，在這種條件下，我們堅信自己的信念是真實的，這種堅信取決於我們所意識到的令人滿意的理由。
但是，這種確信狀態是一個有待實現的目標，司法工作隻有在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材料之後才能完成，僅僅探究真理是不夠的。卡爾·格洛克認為，沒有一種哲學體係能為我們提供完整的真理，但唯心主義者相信有真理存在，正如萊辛所言，如果向彼拉多提出令人厭煩的問題，就會使答案變得不可能。但這揭示出科學研究和實踐工作的區別；科學可以滿足於探究真理，但我們必須擁有真理。如果真理本身令人信服，就不會有多大的困難，一個人也許會滿足於僅僅被那些正確的事物所說服。但事實卻並非如此。從統計角度看，數字是用來證明的手段，但實際上數字是根據它們的用途來達至證明。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說事實就是證明，但實際上更謹慎的說法是：事實是根據其用途而達至證明。正因為如此，詭辯法才有可能存在。用一種方式梳理事實，你會得到一個結果；用另一種方式梳理事實，你可能會得到相反的結果。或者，如果你真正不帶偏見地探究可疑案件中的事實，就會發現，一旦采用不同方式梳理特定的事實，就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當然，我們不能滿足於通過大量詞匯形成的確信和說服。我們不得不通過一種較為審慎、有意或者無意的方式，僅僅考慮那些事實和解釋，基於這些事實和解釋，我們至少曾會一度得到確信。這種確信的差異性是眾所周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