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純粹的感官印象到這些印象的思維概念的轉變過程中，法律人必須關注這些物體或者事件以後再現的可能性。在科學心理學的衝擊下，許多所謂的科學發現已經失去了早先的地位。現代心理學並沒有在感知和記憶之間劃定清晰的界限，而是認為，正確解決感知問題的方法，就是解決知識問題的方法。[1]關於意識和感知的關係，我們用費舍爾的方法來加以區分。[2] 意識包括兩個領域或區域：感覺區域和外部感知區域。前者涉及有機體內部結構，後者從有機體進入客觀世界。意識擁有活動範圍，通過運動神經和肌肉來接觸外部世界，而感知的範圍則屬於感覺的範疇。
外部感知包括三個主要功能：理解、區分和整合。狹義的感知是指對於那些引起視覺刺激的物體，形成有意識的感覺理解。我們據此發現觀察對象究竟是什麽，以及它與我們和其他事物的關係，它與我們的距離，以及它的名字等。
對法律人而言，建立在成功理解基礎之上的識別，是最為重要的事情。所謂識別，是指一個物體給大腦留下足夠深刻的印象，使其能夠得到認知和識別。它與被識別對象的性質無關。休謨認為，物體可能是一個持久的東西（“與外界無涉，不依賴於意識”），或者與感知本身相同。在後一種情況下，感知被視為一種邏輯判斷，如同：“下雨了”，或者感覺“下雨了”，而識別僅僅是對感知的識別。
這類判斷就是我們從證人那裏得到的判斷，也是我們需要檢查和評估的對象。對此，應該從兩個方麵加以考慮。首先，從觀察者和事例收集者的角度，努力發現內在的指導原則。如果不這樣做，我們所做的推論至少是不可靠的，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可能是錯誤的。正如馬赫所言：“如果觀察決定了自然科學的所有事實，那麽，就意味著開啟了科學的新時期，那就是推論時期。”但是，法律人在自己的工作中是否經常區分這兩個時期呢？ [3]第二個重要的事項就是觀察過程中錯誤的呈現，席勒將主要的錯誤分為兩種。在觀察領域，錯誤包括積極或消極之分，以及錯誤觀察或疏忽失察之分，後者主要是先入為主所致。哥白尼的反對者認為，地球之所以不動，是因為如果地球轉動，從塔頂掉下來的石頭就會落到朝西一側的地麵上。如果哥白尼的追隨者選擇做個實驗，他們就會發現，石頭確實會像理論所顯示的那樣落下來。類似的疏忽失察，在法律人的工作中頻繁出現。我們對他人或自己製造的例外情形印象深刻，並放棄了一些已經經過檢驗的方法，而沒有真正對那些挑戰既定方法的例外情形進行認真檢驗。在司法工作中，我經常想到喬治國王的故事。喬治國王不喜歡學者，並對許多哲學家和物理學家提出以下問題：“當我把十磅重的石頭扔進一百鎊重的水桶裏，水和石頭的重量是一百一十磅，但是當我把十磅重的活魚放進桶裏，整個桶是否隻有一百磅重？”每個學者都有自己令人信服的解釋，最後國王問其中一個腳夫，他說他想先看看實驗，然後再作決定。我記得一起案件，一位農民被指控為了保險而縱火。他說他拿著一根蠟燭走進房間，不小心點著了一個掛在屋頂上的蜘蛛網，把屋頂上的稻草燒著了，於是災難發生了。直到第二次審判，才有人想到詢問蜘蛛網是否能夠燃燒，而第一次實驗就表明，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