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南北朝，為文字趨於靡麗之世。以諸葛亮之綜事經物，而人或怪其文采不豔，見《秦漢史》第十九章第六節。即可見當時之風尚。《抱樸子·喻蔽篇》，述時人論王仲任者，病其“屬辭比義，不盡美”，亦此等見解也。葛氏雖正其非，然其所作之文，亦繁而不殺。
《鈞世篇》論今人之文學，不必不如古人，其說多通。然又雲：“俱論宮室，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同說遊獵，叔曰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並美祭祀，《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等稱征伐，《出軍》《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則亦病古之醇素，而貴後之雕飾矣，可見自拔於風氣之難也。《晉書·劉頌傳》詳載其奏疏，且稱之曰：“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左豈右頁）而有餘。”可謂以言存其人矣，然又譏其文慚華婉。《傅鹹傳》雲：“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皆眷眷於文辭。此等皆時人之議論，為史氏所采者也。
曹魏之世，文章雖尚華飾，去古尚不甚遠。晉初潘、陸，稍離其真，然迄宋世，尚有雅正之作。至齊、梁而雕琢塗澤愈甚矣。北方文字，初較南方為質樸，至其末葉，乃亦與之俱化焉。南朝文學之華靡，至梁之叔世而極。所謂宮體是也，見《南史·徐摛傳》。北朝則大盛於北齊後主之世。祖珽奏立文林館，召引文學之士，一時稱盛焉。見《北史·文苑傳》。《傳》雲：“永明、天監之際，大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辭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辭，清綺則文遇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南北辭人得失之大較也。”然又雲：“革車電邁，渚宮雲徹，梁荊之風，扇於關右。狂簡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則周人雖欲複古，亦未能自立於風氣之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