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說來，則魏晉玄學的興起，並非從儒家轉變到道家，隻是儒家自己的轉變。不過此種轉變，和道家很為接近，所以其人多兼采道家之學。觀魏晉以後的玄學家，史多稱其善《易》《老》可知。儒學的本體，乃以《易》言原理，《春秋》則據此原理，而施之人事。魏晉的玄學家，則專研原理，而於措之人事的方法，不甚講求。所以實際上無甚功績可見，並沒有具體可見之施行的方案。然經此運動之後，拘泥古人形式之弊遂除。凡言法古的，都是師其意而不是回複其形式。泥古不通之弊，就除去了，這是他們摧陷廓清莫大的功績（玄學家最重要的觀念，為重道而遺跡。道即原理，跡即事物的形式）。
從新莽改革失敗以後，徹底改變社會的組織，業已無人敢談。解決人生問題的，遂轉而求之個人方麵。又玄學家探求原理，進而益上，其機，殊與高深玄遠的哲學相近。在這一點上，印度的學術，是超過於中國的。佛學遂在這種情勢之下興起。佛，最初係以宗教的資格輸入中國的。但到後來，則宗教之外，別有其學術方麵。佛教，普通分為大小乘。依後來詳細的判教，則小乘之下，尚有人天（專對人天說法，不足以語四聖。見下）；大乘之中，又分權實。所謂判教，乃因一切經論（佛所說謂之經，菩薩以下所說謂之論。僧、尼、居士等所應守的規條謂之律。經、律、論謂之三藏），立說顯有高低，所以加以區別，說佛說之異，乃因其所對待的人不同而然。則教外的人，不能因此而詆佛教的矛盾，教中的人，亦不必因此而起爭辯了。
依近來的研究：佛教在印度的興起，並不在其哲學的高深，而實由其能示人以實行的標準。緣印度地處熱帶，生活寬裕，其人所究心的，實為宇宙究竟，人生歸宿等問題。所以自古以來，哲學思想即極發達。到佛出世時，各家之說（所謂外道），已極高深，而其派別亦極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