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愛的追求隻是我們文化中為了抵抗焦慮、獲得安全感的一種很常見的方式，對權力、威望和財富的追求是另一種形式。
或許我應該先解釋一下為什麽我會把對權力、威望和財富的追求看作是一個問題的不同方麵。毫無疑問，無論主導傾向是為了實現其中的一個目標還是幾個目標，都會對人格的形成產生重大的影響。神經官能症患者在追求安全感時會選擇哪種目標，取決於外界環境的同時，也取決於個人天賦和心理結構上的差異。我之所以將它們看作一個整體，是因為它們都存在著能夠把它們和對愛的需要區分開的共同點。贏得一份感情意味著通過強化與別人的接觸來獲得安全感，而對權力、威望和財富的追求則是通過減弱與他人的接觸、增強自身地位來獲得安全感。
想要去主導，去贏得威望，去獲取財富的願望本身並沒有神經質的傾向，就與想要獲得愛的願望本身一樣正常。為了方便理解在這一方向上的神經性追求的具體特征，我們應該把它們和正常的狀況進行一下對比。例如，對權力的感知主要取決於自身對個人優勢的認識，不管是身體能力，還是精神能力，成熟或者智慧。或者，對權力的追求還可能和其他的特別因素相關聯，例如家庭、政治團體或者職業團體、故鄉、宗教觀念或者科學思想等。然而，對權力的神經性追求卻出自焦慮、憎惡和自卑的心理。嚴格地說，對權力的正常追求取決於優勢，而神經質的追求卻取決於自身劣勢。
文化因素也牽涉其中。個人權力、威望和財富並不會在每一個文化背景下都發揮作用。例如，對普韋布洛印第安人來說，對威望的追求絕對是不受鼓勵的，人與人之間的財富也沒有太大的差別，因此對財富的追求也沒有太大的意義。在那種文化環境下，追求任何形式的主導權來獲取安全感都是沒有意義的。在我們的文化中，神經官能症患者會選擇這樣的方式主要是因為在我們的社會結構中，擁有權力、威望和財富就能獲得更大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