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對最有經驗的精神分析學家來說，每一次神經分析都會遇到一些新麻煩。在每一個病人身上他都會遇到從未遇到過的困難，有些態度會很難去辨認，更加難以做出解釋。有些行為更是在開始就非常不明朗。回顧神經官能症人格結構的複雜性，正如我們在前麵章節所述，會發現裏麵包含了很多因素，其多樣性也不足為奇了。每個人的稟賦各異，一生中的經曆和體驗更是不盡相同，尤其是童年期間經曆的差異，使這些因素的構造和組合表現出無限豐富的多樣性。
但是正如一開始指出的那樣，盡管存在著這些個體差異，但是神經官能症患者成長環境中的關鍵衝突實際上總是相同的。總而言之，他們和我們文化中正常人所要麵臨的客觀衝突都是相同的。用老生常談的一句話來說就是，很難清晰地界定神經官能症患者和正常人之間的界限，再多重複一次或許仍然有用。很多讀者麵臨自己經驗中的種種衝突和態度，可能會問道：我是不是一個神經官能症患者？最有效的評判標準就是個體是否感覺到被這些衝突阻礙了，以及他是否能夠直接麵對它們並處理它們。
當我們意識到，在我們生活的文化背景下，神經官能症患者被同樣潛在的衝突逼迫著，並在較小的程度上，正常人也在遭受著這種困擾，我們就再次麵臨本書之初所提出的問題：我們文化中的一些什麽條件使得神經官能症的形成恰好圍繞著我所描述的這些特殊的衝突，而不是別的衝突？
弗洛伊德對這一問題做出了有限的思考。生物傾向的反麵就是缺乏社會傾向，因此他將社會現象主要歸結於心理因素，而又把這種心理因素歸結為生物性因素（本能衝動理論）。例如，這一傾向就讓一些精神分析學家認為戰爭是由死亡本能導致的，我們目前的經濟係統是由肛門性欲本能驅動的，機械時代沒有在兩千年前出現就是因為那個時代存在著自戀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