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化的意義有：第一是企業股份證券之成立；第二是收益證券特別是國債券及抵押債務的證券之成立。
此種發展，隻見於近代的西方。在古代，羅馬納稅農民的股份合資公司亦可被視為其先驅，由他們與公眾共分所獲得的收益。但這是一種偶然現象，與羅馬的生活需求之供給無關；因此，即使此種現象完全不存在，羅馬經濟生活的景象亦不致發生其他的變化。
在近代經濟生活中，有價證券之發行乃合理的獲得資本之手段，其最顯著的為股份公司。股份公司有兩種不同的出發點：
第一，可為預期收益之目的而將股份資本集中起來：政治權力欲控製一定的資本收益，因而由股份公司收買或承受此種收益。熱那亞的聖喬治銀行即為此種金融大規模運用的例證。與之相近者為德國諸城市之收益憑證及佛蘭德斯之國庫券。這種方法的意義在於將多數無利或不能償還、課於有產者的強製公債之原始方法，改為根據參加者之自由意誌並有收益的公債。因此，國家所進行的戰爭變為有產階級的一門生意。在古代，高利率的戰時貸款是不為人所知的，在臣民不能提供必要的物資時，國家須依賴外國金融家提供的貸款，以戰利品之分配權作為擔保。如果戰爭失敗，貸出之款項即完全損失。為國家目的或戰爭目的向一般的經濟勢力籌集資金，乃中世紀之產物，特別是城市之產物。
另一種在經濟上更重要的結合形式是商事企業與金融援助的結合。今日最盛行的為經濟盈利目的而進行的聯合形態——股份公司之發展，就是從此種商事金融結合逐漸發展而成的。這樣的組織有兩種形式：其一為超出單個商家之資源力量的跨地區性質的大企業；其二為國外的殖民企業。
對於無法由個體企業者提供資金的國內企業，通過集體融資實為常例，特別是在15、16世紀時城市的經營中。有時，城市本身亦經營國內的商業，唯在經濟史上有更重要的意義者為另一事例，即城市依賴公眾，公眾參與由城市所組織的商業企業。它所實施的規模頗大，如城市訴之於公眾之前，同時強製因此而創立的公司容納任何市民。因此，股份資本額為無限製的。在今日，股份者之責任隻限於其所有之股份，然而在當時，則一次性付出的資本常常不夠，而須再付。城市常規定參與股份的最高額，令一切市民均有參與機會。其方式便是將市民依財產稅或財產額分為若幹階級，對各階級分配入股金額的一定部分，以規定股份的最高限度。其與現代股份公司不同的地方，即雖然可隨時請求付本，但個人之股份卻不能隨時自由讓渡。故整個企業僅代表一種在萌芽狀態中的股份公司。對於營業的經營，官廳實行監督。此種所謂“被管製的公司”的形式，特別在鐵商施泰爾（Steier）、布商伊格洛（Iglau）間最為常見。自此項公司之上述的結構視之，其實與礦工組織同樣缺乏固定資本。換言之，缺乏今日所謂的資本計算。股東不僅包括商人；凡諸侯、教授、宮廷之人亦有參與，正所謂一般意味的公眾，他們樂於參與，以取得厚利。利益之分配全用非合理的方法，隻就毛收益計算，沒有注意到任何種類的儲備金。近代的股份公司隻需廢止此種官廳之監督，即可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