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人口增加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有決定性的作用，實為普遍的謬見。馬克思反對此說，認為各經濟時期均有其相應的人口規律。他的說法就一般言之雖非正確，但在此實覺合理。18世紀初至19世紀末，西方人口的增加最為急速。在同時期，中國的人口至少亦與此有同程度的增加，即自六七千萬增至四萬萬——或許有過於誇張處亦未可知——其增加速度可與西方的增加速度相匹敵。然而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無進步，反而在退步，因為中國人口的增加是在與西方不同的社會階層內。人口的增加隻使中國變成小農密集的國家；類似於西方無產階級的人口之增加，隻使外國市場利用苦力（苦力原為印度語，乃鄰人或同氏族者之意）成為可能。就一般而言，歐洲的人口增加確有助於資本主義的建立，因為若人口過少，則資本主義或許將無法找到其所必需的勞動力，但它自身並沒有引起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樣，我們亦不能認同桑巴特的主張，認為貴金屬的流入為建立資本主義的主要原因。的確，在某種情形下，貴金屬供給之增加可引起價格革命（如1530年後歐洲所發生的）。若此時存在其他有利的條件，比如形成一種固定形式的勞動組織，則因大量金銀之集中於特定的社會階級手中，自能促進其進步。但印度的事例證明僅僅是貴金屬的流入，並不一定能產生資本主義。在羅馬帝國時代，每年約有二千五百萬銀幣流入印度，用來購買貨物。然而此種流入隻喚起規模至小的商業資本主義。大部分的貴金屬均藏於王侯的寶庫內，並未變為流通貨幣以創立合理的資本主義企業。由此可知貴金屬的流入將產生哪一種傾向，全視勞動組織的形式而定。發現新大陸後，美國的貴金屬最初流入西班牙，然而西班牙隨著貴金屬的流入，資本主義反為退步。結果，一方麵，有城鎮派之沒落及西班牙貴族的商業利益之毀滅；另一方麵，則在戰爭中使用貴金屬。因此，貴金屬流經西班牙卻未曾影響它，反而促使15世紀以來已實行勞動關係改革的其他國家變得富裕起來。由此，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