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皆是謎，尤其是人類的誕生。這正是追憶往昔、思考我們祖先的時候。
——托馬斯·布朗
詩歌和散文的最大區別在於，詩歌曆久彌新，而散文每換一個時代，往往會變得陳舊、離奇，甚至過時。如果一位現代詩人寫了一首非常棒的十四行詩，就像彌爾頓的十四行詩一樣，這首詩就會像剛出爐的一塊麵包那麽甜美。但如果一個人試圖在國會辯論或勞工大會上用彌爾頓式的風格做演講，毫無疑問他是個傻瓜，難以讓人理解，比那些以我們當代風格辯論的人還要蠢。18世紀時清晰的散文，隱藏於我們和17世紀的散文家之間，抑或在其中閃著光。喜歡17世紀的散文是一種後天的文學品位，但17世紀的散文值得細細品味，特別是當查爾斯·蘭姆邀你一試的時候。蘭姆最喜歡的作家之一是羅伯特·伯頓，他稱其為“了不起的老人”。伯頓的《憂鬱的解剖》是有史以來寫得最明朗的書之一。這是一部偉大的綱要，是作者閱讀無數古書後寫就的選集，書中充滿了奇思妙想和雄辯，有一種像蒙田一般獨特迷人的氣質，但又沒有那麽平靜和富有哲理。
托馬斯·布朗的修辭奇特，頗具反思性和哲理性。他的《醫生的宗教》（布朗是位醫生）和《甕葬》是對生與死的深刻思考，充滿說教又沉重嚴肅，但絕不是呆板的嚴肅，而是用既莊嚴又異想天開的英文書寫其內容。對大多數與弗洛伊德有關的現代心理學來說，人們不願意用布朗的想法來解釋睡眠和夢境。“我們稱睡眠為死亡；但正是清醒殺死了我們，並摧毀了那些生命之家的靈魂。”布朗的平靜超然體現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作品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經曆了大革命。他與彌爾頓以及大多數同時代的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超越了教會和國家之間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