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神經症性絕望的個體總能用這樣或者那樣的辦法“照常生活”。如果神經症還沒有對他們的創造力造成太大的破壞，他們或許還能有意識地使自己安於個人生活的現狀，把心思放在能夠有所作為的事情上。他們可能沉浸在社會或宗教活動中，或者熱衷於打理某個機構的事務。這些人的工作或許有點成效；他們雖然缺乏熱情，但也沒有受到幹擾，所以也就無所謂了。
還有些人在努力適應某種生活模式的過程中，可能會停止對這種模式的質疑，但也不會賦予其多大意義，而隻是想完成自己的義務。約翰·馬昆德(9)在《時間太少》中描述過這種生活。我想，這也正是埃利希·弗洛姆(10)所謂的“缺陷”狀態，他沒有稱之為神經症。不過，我卻認為它是神經症的結果。
另外，患者可能會放棄一切大有希望的認真追求，而轉向生活的邊緣，想從中獲得一星半點兒的樂趣。他們要麽沉醉於某些癖好和它們帶來的樂趣中，比如美味佳肴、狂歡濫飲、尋花問柳等；要麽就破罐子破摔，一蹶不振。因為無法有始有終地做任何工作，所以他們愛上了吃喝嫖賭。查爾斯·傑克遜在《失去的周末》中所描述的酗酒狀態，就是這種狀態最終結局的寫照。談到這一點，我們也不妨思考一下，患者潛意識的自暴自棄是否也是導致諸如結核病和癌症等慢性病的一種重要心理因素呢，這種思考十分有趣。
最後，失去了希望的患者會變得具有破壞性，同時又試圖通過代償**使自己恢複原狀，這在我看來就是虐待狂傾向。
因為弗洛伊德認為虐待狂傾向出於本能，所以精神分析的重點集中在所謂的“倒錯的虐待狂”上。日常人際關係中的虐待狂模式雖然沒有被忽視，但也沒有嚴格的界定。任何一種咄咄逼人、針鋒相對的行為都被他們看作本能性虐待狂傾向的變種或升華。比如，弗洛伊德就把對權力的追求看作這樣的一種升華。誠然，對權力的追求可能帶有虐待狂性質，但是如果一個人把生活看作萬事萬物互相爭鬥的戰場，他對權力的追求就隻是一種生存競爭。實際上，這根本不一定是神經症。由於缺乏分辨力，我們既無法全麵地把握虐待狂態度可能采取的形式，也無法對虐待狂傾向的概念有一個確切的標準。要決定什麽是虐待狂，什麽不是，最主要的還是靠個人的直覺——而這種情況無助於準確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