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做學生的時代，正是東亞病夫的《孽海花》在《小說林》上陸續刊登的時候，我的哥哥紹之曾對我說這位作者就是曾孟樸先生。
隔了近二十年，我才有認識曾先生的機會，我那時在上海住家，曾先生正在發願努力翻譯法國文學大家囂俄(1)的戲劇全集。我們見麵的次數很少，但他的謙遜虛心，他的獎掖的熱心，他的勤奮工作都使我永遠不能忘記。
我在民國六年七年之間，曾在《新青年》上和錢玄同先生通訊討論中國新舊的小說，在那些討論裏我們當然提到《孽海花》，但我曾很老實地批評《孽海花》的短處。十年後我見著曾孟樸先生，他從不曾向我辯護此書，也不曾因此減少他待我的好意。
他對我的好意，和他對於我的文學革命主張的熱烈的同情，都曾使我十分感動，他給我的信裏曾有這樣的話：“您本是……國故田園裏培養成熟的強苗，在根本上，環境上，看透了文學有改革的必要，獨能不顧一切，在遺傳的重重羅網裏殺出一條血路來，終究得到了多數的同情，引起青年的狂熱。我不佩服你別的，我隻佩服你當初這種勇決的精神，比著托爾斯泰棄爵放農身殉主義的精神，有何多讓！”這樣熱烈的同情，從一位自稱“時代消磨了色彩的老文人”坦白地表述出來，如何能不使我又感動又感謝呢！
我們知道他這樣的熱情一部分是因為他要鼓勵一個年輕的後輩，大部分是因為他自己也曾發過“文學狂”，也曾發下宏願要把外國文學的重要作品翻譯成中國文，也曾有過“擴大我們文學的舊領域”的雄心。正因為他自己是一個夢想改革中國文學的老文人，所以他對於我們一班少年人都抱著熱烈的同情，存著絕大的期望。
我最感謝的一件事是我們的短短交誼居然引起了他寫給我的那封六千字的自敘傳的長信（《胡適文存三集》，頁一二五——一三八）。在那信裏，他敘述他自己從光緒乙未（一八九五）開始學法文，到戊戌（一八九八）認識了陳季同將軍，方才知道西洋文學的源流派別和重要作家的傑作。後來他開辦了小說林和宏文館書店，——我那時候每次走過棋盤街，總感覺這個書店的雙名有點奇怪，——他告訴我們，他的原意是要“先就小說上做成個有統係的譯述，逐漸推廣範圍，所以店名定了兩個”。他又告訴我們，他曾勸林琴南先生用白話翻譯外國的“重要名作”，但林先生聽不懂他的勸告，他說：“我在畏盧先生（林紓）身上不能滿足我的希望後，從此便不願和人再談文學了。”他對於我們的文學革命論十分同情，正是因為我們的主張是比較能夠“滿足他的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