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專權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中的一種常見現象，甚至在總結王朝覆滅的原因時，宦官專權也被看作是一個重要原因。
在中國古代，宦官專權最突出的三個朝代當屬東漢、唐朝、明朝，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便稱“東漢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禍最烈”。那麽如果要在這三個朝代裏選出宦官專權最厲害的那個，估計大家都會毫不猶豫地說是唐朝，畢竟東漢、明朝的宦官再怎麽囂張，他們也不敢廢立皇帝，而唐朝則不同了，對於皇帝唐朝中後期的宦官們是說殺就殺、說廢就廢，甚至還出現了“定策國老，門生天子”的典故，可見唐朝的宦官已經囂張到了何種地步，似乎宦官成了“皇帝”，皇帝則成了“家奴”。但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黃宗羲卻給出了不同的觀點，在其看來明朝宦官專權是最厲害的，因為漢朝、唐朝乃至於宋朝的宦官頂多算是幹預朝政並且朝中還有反對宦官專權的力量，但是明朝的宦官專權卻是直接操控朝政，乃至於朝中的文武百官都要奉行宦官的旨意，內閣六部完全成了宦官的下屬，給宦官打下手。
其實，黃宗羲所說的也的確是一種事實，在東漢雖有“十常侍”亂政，但卻也有清流士大夫的反對和外戚集團的牽製；在唐朝宦官雖然可以廢立皇帝，但是他們的權勢基本上隻能在長安城中生效，受藩鎮割據的影響，駐紮在各地的藩鎮節度使們不僅不怕朝中的“宦官”，反而對他們起到一種威懾作用；隻有在明朝，“士大夫之大有作為者，亦往往有宦官為之助而始有以自見”，到了後麵更是“欲為士大夫任天下事，非得一閹為內主不能有濟。”事實上，明朝宦官專權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形的一個關鍵原因就是司禮太監掌握了“批紅”的權力，這就使得“內閣之擬票，不得決於內監之批紅”，所造成的後果就是“相權轉歸之寺人”。同時，司禮太監掌握了“批紅”權力的一個必要前提則是太監必須要有文化，不然的話他們根本看不懂內閣的“票擬”內容。所以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明朝的宦官專權，那就是“太監不可怕，就怕太監有文化”。那麽講到這裏問題就來了，明朝的宦官是如何擁有文化的呢，又是怎樣擁有文化的呢？如果想搜尋這些問題的答案，就要去看明朝前期的曆史了。事實上，正是明朝前期幾位皇帝賦予了宦官享受教育的權利，從而為後期的宦官專權埋下了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