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朱棣對朱高熾的過分“重視”說到底還是由於皇權天然的警惕性。皇帝有自己的勢力，而太子作為未來的皇帝身邊也有自己的小集團，太子勢力強盛必然會對皇權有威脅，但另一方麵皇帝又不能不讓太子培養勢力，否則權力將不能順利交接。有了不同的集團就會造成競爭，自古以來皇帝與儲君的權力相爭，父子喋血朝堂的案例屢見不鮮，盡管後來隨著皇權的強大這種矛盾關係有所調和，但卻不能根本解決。
朱棣就陷入了這個矛盾之中，他是皇帝不假，但朱棣在外期間經常或外出征戰或巡視北京等，總之經常不在正牌首都南京待著。皇帝可以外出，但全國匯聚到南京的政務需要有人處理啊，於是朱棣就讓太子監國，替他處理政務。太子如果處理得不好，朱棣自然是要大發雷霆的，但即便太子行政得當，朱棣還是會感到不快，因為太子越能幹，追隨他的人就會越多，朱棣感到被架空的威脅就會更大。所以我們會在史書中看到朱棣經常做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舉動。朱棣每次出征前都要賦予朱高熾相應的理政權力，根據朱棣的指示除了文武官員的升降，藩屬國的朝貢，邊境軍隊調撥這幾件大事需要向朱棣請示以外，其餘的政務全都由朱高熾自行處理。
看起來朱高熾的自主權很大，然而多疑的朱棣又不斷對朱高熾的行為加以限製，比如朱高熾處理政務就必然要接觸大小官員，但朱棣為了防止百官和朱高熾私下勾結，又特別規定但凡太子與大臣見麵必須在公眾場合，而且大臣不能單獨與太子見麵，必須結伴才行，並且這一切都需要有專門人員進行記錄，以方便朱棣隨時查閱。前內閣首輔解縉就是違反了這一條，被朱高煦趁機告發，最後被迫害致死，而解縉之死很難說沒有朱棣殺雞儆猴的成分在裏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