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中央朝政。戰爭讓我們發現，明朝的政府裏還真是不缺白癡，一個比一個會說，說的都是錯的，尤其是文官，理論家遍地都是，能實際作戰的寥寥無幾，代表人物：黨馨、石星、曹學程、江東之等。這反映出的是萬曆他手下的官僚隊伍真的很低效而且腐敗，他長時間躲在紫禁城怠政，這官場能幹淨得了嗎？官場不幹淨，直接影響的就是上一條——軍隊的戰鬥力。腐敗，貪汙，萬曆年間軍餉不足、將士嘩變的事情不在少數，那麽重視邊事的萬曆皇帝的確不至於按著糧草不給供應，隻能說是官員謀取私利，底層士兵苦不堪言，試問打仗何來動力？而這些還沒有人及時管，最高領導長期罷工，他隻去操心他想要操心的，卻完全不了解這前朝有多烏煙瘴氣，或者說了解也懶得整治，也就任由底下該貪汙貪汙，該渙散渙散去吧。
拿最後一場平播州土司叛亂之戰來說，這其實是一場本來可以避免的戰爭，楊應龍之所以會走上叛亂之路，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明神宗的中央王朝平庸無能，官員各懷心思、傾軋明顯。楊應龍事件發生的源頭不過是土司家族勢力內鬥的小事，而貴州方麵一直想方設法將事情挑大，不能不說有自私垂涎播州財富的成分，後來對楊應龍調查之後要求削減播州所轄土地，被削部分轉給貴州管理，便坐實了貴州巡撫為私心爭奪播州而利用朝廷改土歸流的目的。川貴兩地的官員相互傾軋、爭權奪勢，是導致楊應龍最終走上叛亂之路的推手力量之一，這一點，中央政府並沒有認識到位。而楊應龍怒舉反旗的導火索，則是重慶府的腐敗，喪子之痛何其無辜，重慶府的表現無疑是明政府的一個腐敗縮影，正是此時楊應龍才真的把反叛的決心下好。如果萬曆及其王朝政府能夠再清醒明智一點，播州之役並不是必須發生，在諸多偶然和必然相互碰撞之下，無論是明王朝還是楊應龍，都走上了一條自損一千的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