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萬曆的礦監稅使可就不是這樣了，他的尺度要大得多。有人說萬曆這樣拿工商業開刀，是為了彌補明代稅收的畸形，因為明代稅收規定依然倚重農業，在工商業方麵很欠缺，萬曆大哥正是注意到了這一點，才高瞻遠矚地準備把國家從倚靠農業的大坑中向工商業（類比下西方近代的情況）的光明方向引去，卻受到了滿朝尤其是東林黨的猛烈抨擊，隻有宦官朋友不離不棄地陪伴著他在這條孤獨高冷的路上走著，一個叫田口宏二郎的學者甚至說：“宦官們在征收各種稅目時的態度，與其說是暴虐恣睢，不如說是作為官僚的負責努力。”
我記得有一句話說，和眾人想法步調一致的是普通人，比眾人的想法晚一步的是蠢材，比眾人想法早一步的是天才，但若比眾人想法早兩步，那就是神經病了。萬曆在明末就能用以稅收的方式刺激經濟改革，從倚重農業轉到倚重工商業發展，開啟我國近代化曆程，不得不說是早了兩步。而且居然還帶領著一批“憂國憂民”、同樣高瞻遠矚的宦官天才進行經濟改革大業！嗬嗬，如果他不是穿越過去的話，無論如何也說不通。
一些經濟學家為萬曆喊屈，說他的增收礦稅其實是總體商業稅的增收，是有利於社會進步的，因為在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的明末，改倚農而重工商是大勢所趨。這樣所謂的重視工商的行動，在經濟角度似乎是正常的，但是人類社會、人文環境，並不是像公式化一般單一。記得有位曆史研究者曾經評論很多經濟學家“不懂曆史”，因為他們在改革經濟措施的時候，沒有把人文和社會整體因素考慮在內，這也就是為什麽曆史學家大多對萬曆的礦監稅使采反對意見了。事實上，作為一個長期怠政、連張居正改革都能說扔就扔的君王，這家夥真的不大可能有“增值商業稅”這種意識，最多有一些模糊的感覺，也是建立在看到工商業興起、比農業更加有利可圖的不正當出發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