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萬曆應該不是穿越回去的，他腦海裏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發展的概念，他隻是帶著一點隱約的感覺，覺得民間這些變化應該是可以給他的財政收入做些貢獻的，他也沒敏感到用什麽改革手段給他的龐大帝國脫胎換骨，不然就不會派一群宦官折騰百姓去了，這些隻曉得撈金告密心理扭曲的宮奴，就更不可能是抱著社會轉型的目的去做變法大計的。看似順應時代潮流的舉措，順應了時代的隻有對金錢的貪婪和熱情，而缺失了的是最重要的經濟根本轉型、市場活躍，那份貪婪和自私恰好又發生在一個高度集權的專製君王身上，這樣一來就變成了我們上文提到的人神共憤的景象了。
不是說出發點還是很有遠見的嘛，這具體是怎麽回事呢？如果這樣不對，那萬曆應該怎樣才有可能帶動大明走向社會升級的康莊大道呢？
其實我們給大家展現的明末的新變化，僅僅是對比從前完全農業、工商比例極小的狀態，有了很大發展，但是如果想做到以經濟基礎帶動上層建築轉型，還差得很遠很遠。資本主義萌芽，顧名思義，所謂“萌芽”是多稚嫩的樣子啊，商品經濟雖然進步，但是並沒有形成市場，沒有集聚效應。明末的工商業發展比例十分不協調，基本隻集中在東南，一些大城市才有，而且門類單一，規模有限，歸根結底隻能說是“萌而不芽”，廣大的內地農業還是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明代百姓的觀念也隻停留在傳統封建意識上，雖然對商人的鄙夷不那麽過分了，卻依然保持著“士農工商”的古老記憶，就連因工商發家的富人，也會想方設法廣置良田，盡早擺脫工商身份。我們可能都曾經接觸過一個著名的曆史課題，叫作“李約瑟難題”，大致就是疑問，為什麽古代技術一直領先世界的中國沒有率先走進近代化，這個問題的解釋有一個很重要的點，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就是外國人甚至說今天的中國人都很難想象，農業自然經濟在中國古代的地位是多麽頑固有力，而因這種自然經濟創造的上層建築，也同樣難以撼動。可以想象明末的經濟發展，有類似於資本主義近代化的變化，在強大的傳統社會下是多麽微不足道！而此時利用這樣稚嫩的新型生產狀態增加什麽商業稅，開始促進什麽資本主義進步，無疑是天方夜譚。這個社會接受不了，發展壓根沒到那個水平，皇帝也沒那麽神話。不要用現代的眼光去思考當時的事情，我們需要還原一個合適的曆史背景，才能給事件一個公允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