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舉報大鹽梟黃玉林的密折出現在道光皇帝麵前時，大清帝國最重要的產鹽地——兩淮鹽場正麵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作為清政府財政收入的第二大來源，鹽稅始終占到帝國財稅的1/5以上。而其中，又以兩淮鹽稅為最大宗，政府每年從這裏獲取的鹽利超過400萬兩（道光時期每年全國鹽稅大約750萬兩），比全國任何一個省的田賦收入都要高。對此，曾任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的陶澍說過：“東南財賦，淮鹺最大，天下鹽務，淮課為最重。”
但是，根據官方統計，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以前，兩淮曆年虧減的鹽稅竟然高達6300萬兩。作為帝國最顯赫的兩淮鹽商，這些巨富中，竟然也有人撐不下去，資本蝕空，以破產收尾。原因當然有很多，但私鹽的泛濫是導致帝國財稅虧空和鹽商巨富破產的主要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清朝最大的鹽梟案，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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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鹽業專賣政策，起源相當早。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時期，管仲治理齊國時提出來的“官山海”政策，即主張由國家壟斷經營鹽業、礦產以及各種山林資源。再往下，就是漢武帝時期，桑弘羊為漢武帝構建的國有經濟體係，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正是鹽鐵官營。
漢武帝推行鹽鐵官營，一個主要原因是壟斷利源，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用於填補常年對匈奴戰爭的財政漏洞。但還有一個原因鮮為人知，那就是要限製大商人和地方豪強的勢力，防止他們成長為鹽鐵巨富，重演漢初七國之亂的悲劇。所以，鹽鐵專賣從一開始就帶有國家控製的雙重目的：不僅是中央與地方豪強、富商巨賈的經濟利益之爭，同時也是政治控製的一個重要手段。
隻不過，經濟控製和政治控製，曆史越往後走，前者越發掩蓋了後者。分界點出現在唐朝中葉，安史之亂爆發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