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呆了，我也呆了。
鄰居家的叔叔嬸嬸們都到我家來了，傳看著電報，陪母親研究著，討論著——精神病與瘋了是一個意思，抑或不是？好心的鄰居們都說肯定還是有些區別的。我從旁聽著，看出鄰居們是出於安慰。我的常識告訴我，那完全是一個意思，但是我不忍對母親說。
母親一直手拿著電報發呆，一會兒看一眼，一直坐到了天明。
而我雖然躺下了，卻也徹夜未眠。
第二天我正上最後一堂課時，班主任老師將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間教研室裏，我見到了分別一年的哥哥，還有護送他的兩名男老師。那時天已黑了，北方迎來了第一場雪。護送哥哥的老師說哥哥不記得往家走的路了，但對母校路熟如家。
我領著哥哥他們往家走時，哥哥不停地問我：家裏還有人嗎？父親是不是已經餓死在大西南了？母親是不是瘋了？弟弟妹妹們是不是成了街頭孤兒……
我告訴他母親並沒瘋時，不禁淚如泉湧。
那時我最大的悲傷是——母親將如何麵對她已經瘋了的“理想之子”？
哥哥回來了，全家人都變得神經衰弱了。因為哥哥不分白天黑夜，幾乎終日喃喃自語。僅僅十五平方米的一個破家，想要不聽他那種自語聲，除非躲到外邊去。母親便增加哥哥的安眠藥量，結果情況變得更糟，因為那會使哥哥白天睡得多，夜裏更無法入睡。但母親寧肯那樣，那樣哥哥白天就不太出家門了，而這不至於使鄰居們特別是鄰家的孩子們因為突然碰到了他而受驚。如此考慮當然是道德的，但我家的日子從此過得黑白顛倒了。白天哥哥在安眠藥的作用下酣睡時，母親和弟弟妹妹們也盡量補覺。夜晚哥哥喃喃自語開始折磨我們的神經時，我們都憑意誌力忍著不煩躁。六口人擠著躺在同一鋪炕上，希望聽不到是不可能的。當年城市僻街的居民社區，到了夜晚寂靜極了。哥哥那種喃喃自語對於家人不啻是一種刑罰，一旦超過兩個小時，人的腦仁兒都會劇痛如灼的。而哥哥卻似乎一點兒不累，能夠整夜自語。他的生物鍾也黑白顛倒了。母親夜裏再讓他服安眠藥，他倒是極聽話的，乖乖地接過就服下去。哥哥即使瘋了，也還是最聽母親話的兒子。除了喃喃自語是他無法自我控製的，在別的方麵，母親要求他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他都表現得很順從。弟弟妹妹們臨睡前都互相教著用棉團堵耳朵了，母親睡前也開始服安眠藥了。不久，我睡前也開始服安眠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