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為，商鞅在結束與保守派大臣的舌戰後，就會馬上開始變法。可是三年過去了，全國人民等得花兒都謝了，也沒見到新法的頒布。
其實商鞅並沒閑著。他一直在秦國做調研，好根據秦國的實際情況起草新法。這就像醫生給病人看病，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實際病情用藥。
三年後，商鞅在起草好一係列新法文件的同時，被秦孝公提拔為左庶長。秦國有四種庶長，分別是大庶長、左庶長、右庶長、駟車庶長，這四種庶長既是官職也是爵位，算是高級官員。除了左庶長，其他三種庶長必須由王公貴族擔任。
可就在新法即將頒布時，商鞅又覺得有些不妥，因為他發現秦國百姓與魏國百姓是有區別的。
春秋末期，晉國的趙鞅把刑書條文鑄刻在鐵鼎上公示，晉國大夫在自家封地上大搞土地改革。魏國是晉國分裂出來的國家，到了戰國時期又經曆過一次李悝變法，所以魏國老百姓相當於接受了長達百年的法製教育。
然而秦國卻是另一番景象。由於長期處在天下的邊緣地帶，遠離中原核心文明區，秦人長期不與外界交流，外界也不屑與秦人交流，愚昧成為秦人撕不掉的標簽。秦國過去管理國家的終極奧義就是人殉，雖然人殉被廢除了，可是秦人幾乎都是法盲。怎樣才能讓他們相信法律的公信力，從而遵守國家的法律呢？
聰明的商鞅想出了一個好辦法。
商鞅派人在國都的南門立下一根三丈長的大木杆，並當場宣布，凡是能將這根大木杆搬到北門的，就賞十鎰黃金。
大木杆周邊圍了裏三層外三層的人，都是來看熱鬧的。沒有人相信搬一根木杆就能賺十鎰黃金，很多人甚至一輩子都沒見過這麽多錢。老百姓不信任政府，怕其中有詐，沒有一個人願意出來搬大木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