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西方社會對於中國“過度防控”的批評，複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在“辛迪加報業”發文稱，過度防控雖然不是最優解，但這是一個次優解，是需要對疫情馬上做出反應下比較好的選擇。
張軍教授解釋說，這些措施是因為當下無法滿足最優結果所需的條件：最起碼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搞清楚我這個地方有沒有感染源及有沒有能力識別出感染源？即便找到了感染源，如何通過相對科學的做法防止感染源在人群中擴散？
所以，當大家都需要時間來搞清楚這些問題的時候，每個地方都會“寧可信其有”，采取比較極端的做法。從全局來看，這不是最優結果，它是一個局部的最優結果，即每個局部都會認為這是最佳選擇。但整合起來從全局看，就是一個次優結果。
隨著時間推移，兩三個月過去，很多情況就看得比較清楚了。經過一段時間的隔離防護，有些地方的新感染病例數開始下降，說明情況出現新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從中央到地方的政策都開始強調差異化，每個地方可以根據當地疫情狀況，逐步複工、錯峰返程，也強調各地不得妨礙交通運輸、物流等，鼓勵大中小學錯峰開學等。更多的政策權力逐步交給地方，讓各地根據自身條件對之前的統一政策進行微調。
那麽，西方國家的防控措施又是怎麽回事呢？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馬亮指出，西方國家的這些決策看似愚不可及，但也絕非毫無根據。
西方國家的防控策略選擇，同其捉襟見肘的醫療資源難以支持全麵防控有關，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次優選擇。采取這種劍走偏鋒的防控方式，可以確保有限的醫療資源優先配置給重症患者，避免醫療係統瀕於崩潰。因此，實際上是一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兩難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