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節所說看，佛教對於我國俗文學的影響頗多，其實士大夫的文學也受了它的影響。第一，是文學用語的擴充。例如孟浩然詩，“導以微妙法，結為清淨因”；柳宗元詩，“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白居易詩，“不如學無生，無生即無滅”。微妙法、清淨因、貝葉書、無生無滅，都是佛教中的語匯。又如“塔”“僧”“懺悔”等字，用得更普遍。由漢至唐八百年間，佛經譯述者所創造的語匯，包含三萬五千多個詞，有一部分是采綴華語而另給一新的解釋，如“真如”“眾生”“因緣”“果報”等，有一部分是音譯梵語，如“涅槃”“刹那”等。這種語匯的增加對於文學自不能沒有影響。第二，是語法及文體的通俗化。這是矯正綺麗及古雅的積習的藥石。法護、鳩摩羅什等人所用的散文大概是根據當時人的口語。又佛教的偈，質樸與民歌相似，唐代且有寒山、拾得等白話詩人。禪宗語錄更是宋儒語錄的範本。第三，佛教文學極富於想象力，它給予晉代到唐代間的誌怪與傳奇小說之創作以刺激，就是明代的神魔小說，也和佛教有關。甚至描寫社會現實的《金瓶梅》《紅樓夢》等小說，也包含了佛教思想，如西門慶遺腹子孝哥的出家，賈寶玉跟隨和尚、道士而去，都是看破紅塵的出世觀念之強調。唐宋詩人，思想受佛教影響的也不少，王維、蘇軾等更顯著。第四，我國音韻學的產生，顯然是受了印度的影響，這件事對於駢文及律詩的成立有密切的關係。除印度方麵的影響外，西北民族對我國文學也有相當的影響，如樂府中所收的民歌，有一部分是“五胡亂華”時期外來民歌的譯作，例如《琅琊王歌辭》《隴頭歌辭》《折楊柳歌辭》等。南北朝時，文學作品的風格顯然不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北史·文苑傳》）。這種質樸剛健的作風就是西北民族輸入的。後來唐代詩人的邊塞詩，也有這種氣派。南北朝隋唐間的歌舞戲，也有外來的影響，如《缽頭》是西域民族的故事，《康老子》一戲與波斯有關係。又唐人《宣室誌》裏有陸顒入海求寶的故事，近人指為從阿拉伯輸入的。中國的樂府詩及詞曲文學，與音樂有密切關係，而音樂，自漢以來，即有陸續由西域或印度輸入的新聲與新樂器，如箜篌、琵琶、觱篥等樂器都是外來的，特別是琵琶，占著主要樂器的地位，它是由阿拉伯輾轉傳來的。近代戲曲，又受金元的影響，如胡琴等樂器亦自蒙古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