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菁華，全在周秦諸子，不但哲學思想高深微妙，遠過於後世儒家（章太炎說宋明理學不如佛學的精微，但周秦諸子則包含了那樣精微的哲理。馮友蘭說理學是哲學之哲學，古代隻有公孫龍子講求這種純理的學問。人們見解雖然像這樣的不一致，但無論如何，不能不說周秦是中國哲學思想最發達的時期），即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也都在那時萌芽了（如法家的政治學，名、墨、儒、法各家的邏輯學，墨家、陰陽家的數學，陰陽家的天文學，兵家、墨家的軍事學等）。諸子時代的學風有最可注意的數點，就是（一）有創造性，不相抄襲；（二）為專家之學，易於求精；（三）後學闡揚前哲，不為舊說所限，易於進步；（四）各派互相駁辯，思想日益精密。但當時何以發生這種百家爭鳴的學風？那就以社會劇激變化為主要原因。春秋戰國時代，鐵製農器已普遍使用，農業、手工業驟行發達，商業因而產生，大商人如弦高、計然、範蠡、呂不韋等人，不但富超王侯，而且操縱政治，但舊時貴族，反而有很多沒落起來的，因此新興豪強希望有中央集權政治的出現，結束紛爭割據的局麵，以便利商工的發展，而舊時貴族，則希望恢複封建初期大小諸侯和平共居的局麵，因此形成新舊思想的對立。同時各封建諸侯國，因地利的不同，經濟發展又不平衡（如齊有魚鹽之利，用國營方法而致富強；秦用商鞅的農戰政策，開荒墾殖，普遍施行軍事訓練），造成了加緊兼並弱小的趨勢。到後來七雄並立，鬥爭的規模更擴大，也更激烈，大家都想吸收人才來幫助自己，所以提倡講學，獎進文化，已成了列國通行的政策。當時文化中心，如齊國的稷下等地為人文薈萃之所，對於學術研究的鼓勵是相當大的。其次，就是知識的逐漸普及。因為過去知識全由封建貴族所壟斷（所以《漢書·藝文誌》說，諸子出於王官），由於貴族的沒落，將知識帶到民眾中間去傳播（如孔子在民間講學），產生了許多新的知識分子。加以社會交通的頻繁，首先是通商與外交的往來增多，打破了封建初期移徙住居的限製，使文人策士，也能自由奔走遊說於各國，收互相觀摩互相促進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