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六朝時代，儒家經學衰微，拘牽文字，不講大義，道家思想於是占了支配地位。當時的人稱道家之學為玄學，稱《老子》《莊子》《周易》為三玄。《周易》（《易經》）雖是儒家經典，但經老莊派學者的注解，也道家化了。當時注解老莊的極多，差不多可以和儒家經傳的注疏相頡頏。其中以何晏、王弼為代表，何晏的著作為《老子道德論》及《論語集解》，王弼的著作為《易注》及《老子注》。此外郭象的《莊子注》有許多獨到的見解。何晏、王弼等的思想是繼承莊子而不是繼承老子的，以虛無寂滅、超脫現實為主。在此等思想影響下，產生了阮籍、嵇康、劉伶等的“清談派”。阮籍著《達莊論》，闡明“萬物一體”的學說，又作《大人先生傳》，攻擊“君子之禮法”。嵇康作《釋私論》，指明“君子不以是非為念，但虛心率性而行，自然不違道”。劉伶作《酒德頌》，表現一種**不羈的人生觀。當時有人偽托列禦寇所作的《列子》，內有《楊朱》篇，也是說，隻有快樂享受是人生之目的及意義所在（張湛作《列子注》，人們懷疑《列子》就是他編撰的）。此等哲學思想，表麵上是樂觀的，實際上是悲觀厭世、消極頹廢。由清談派再發展下去，便成葛洪一派的神仙修煉之術（《抱樸子》），這是逃避現實的最後歸宿。就玄學時代的著作講，以郭象的《莊子注》為最有價值，因其對於莊子的自然主義與神秘主義都能充分發揮。郭象說無不能生有，天地萬物都是“塊然而自生”，即所謂“獨化”之理。又說天地萬物，“彼我相與為唇齒”“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又說：“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自然耳。”“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這就是說，一件事的產生，乃整個客觀環境所造成，不是一二特殊人物所能獨創的。又說萬物彼我“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似乎就是說明對立的統一。他又說：“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講到社會製度，則說“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講到人性，則說“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這些見解都很透徹。至於神秘主義，就是所謂“至人”或“聖人”人格的解釋，那就是忘彼我，統小大，齊死生，同是非，泯除一切差別的觀念，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所以章太炎說郭象承何晏“聖人無情”之說來解《莊子》，在他的筆下，“聖人竟是木頭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