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的建築是銜接中國曆史上兩個偉大文化時期——漢代與唐代的——橋梁，也是這兩時期建築不同風格急劇轉變的關鍵。它是由漢以來舊的、原有的生活習慣、思想意識和新的社會因素，精神上和物質上劇烈的新要求由矛盾到統一過程中的產物。產生這新轉變的社會背景主要有三個因素：一是北方鮮卑、羌等胡族占據中原——所謂“五胡亂華”在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上所起的各種複雜的變化。二是漢族的統治階級士族豪門帶了大量有先進技術的勞動人民大舉南渡，促進了南方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三是在晉以前就傳入的佛教這時在中國普遍的傳播和盛行，全國上下的宗教熱忱成了建築藝術的動力。新的民族的滲入，新的宗教思想上的要求，和隨同佛教由西域進來的各種新的藝術影響，如中亞、北印度、波斯和希臘的各種藝術和各種作風，不但影響了當時中國藝術的風尚手法，並且還發展了許多新的，前所未有的建築類型及其附屬的工藝美術。刻佛像的摩崖石窟，有佛殿、經堂的寺院組群，多層的木造的和磚石造的佛塔，以及應用到世俗建築上去的建築雕刻，如陵墓前石柱與石獸和建築上的裝飾紋樣等，就都是這時期創造性的發展。
寺院組群和高聳的塔在中國城市和山林勝景中的出現劃時代地改變了中國地方的麵貌。千餘年來大小城市，名山勝景，其形象很少沒有被一座寺院或一座塔的側影所豐富了的。南北朝就是這種建築物的創始時期。當時宗教藝術是帶有很大群眾性的。它們不同於宮廷藝術為少數人所獨占，而是人人得以觀賞的精神食糧，因此在人民中間推動了極大的創造性。
北魏統治者是鮮卑族，尊崇佛教的最早的表現方法之一是在有懸崖處開鑿石窟寺。在第五世紀後半葉中，開鑿了大同雲岡大石窟寺。最初或有西域僧人參加，由刻像到花紋都帶著濃重的西域或印度手法風格。但由石刻上看當時的建築，顯然完全是中國的結構體係，隻是在裝飾部分吸取了外來的新式樣。北魏遷都到洛陽，又在洛陽開鑿龍門石窟。龍門石窟中不但建築是原來中國體係的，就是雕刻佛像等等，也有強烈的漢代傳統風格。表現的手法很明顯是在漢朝刻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敦煌石窟壁畫上所見也證明在木構建築方麵，當時澎湃的外來的藝術影響並沒有改變中國原有的結構方法和分配的規律。佛教建築隻是將中國原有的結構加以創造性的應用和發展來解決新問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塔和佛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