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特別色彩就是想得君行道，想治理國家。孔子的棲棲皇皇，“知其不可而為之”，便是這種積極精神。孟子引舊記載，說“孔子三月無君則吊，出疆必載質（贄）”。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是何等氣象！孟子說大丈夫應該“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都是儒家的積極人生觀。但儒者在那列國對峙的時代，可以自由往來各國，合則留，不合則去，故他們還可以保存他們的獨立精神和高尚人格。所以孟子還能說：
古之人未嚐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孟子的弟子陳代勸孟子稍稍降低一點身分，勸他“枉尺而直尋（十丈為尋）”。孟子對他說禦者王良的故事（《滕文公篇》下），末了他說：
禦者且羞與射者比（比是阿合），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這種不肯枉己而直人，不肯枉尺而直尋的精神，是古儒者留給後世的一種貴重遺風。
但中國一統之後，便沒有這種自由選擇的機會了。“擇主而事”已成了一句空話。叔孫通“事十王”，多靠會巴結進身，後來居然製定一朝儀法，成為“漢家儒宗”，這便全不是那種不肯枉尺直尋的精神了。在那班屠狗賣繒的公侯將相的手下想做點積極事業，本來不是容易的事。有點骨氣的人大概都受不了這種環境的苦痛。少年氣盛的賈誼，過湘水作賦吊屈原，他說：
斡棄周鼎，寶康瓠兮！（康瓠是大瓦器）
騰駕罷（疲）牛，驂蹇驢兮，
驥垂兩耳，服監車兮！
我們可想見他的憤慨。他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