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學與中國原有之儒家之學之融合，即成為宋明之道學。道學雖盛於宋明，而在唐代已發其端。如韓愈作《原道》，極推尊孟子，以為得孔子之正傳。此為宋明以來之傳統的見解，而韓愈倡之。
及乎魏晉，道家之學又盛。蓋古代思想中之最與術數無關者為道家。漢代陰陽家與儒家混合，盛行一時。其反動即為魏晉時代道家之複興。南北朝時人以《老》《莊》《易》為“三玄”，故講此方麵之學，有“玄學”之稱。
南北朝時，中國思想界又有新分子加入。蓋於是時佛教思想有係統地輸入。而中國人對之，亦能有甚深了解。隋唐之時，中國之第一流思想家，皆為佛學家。佛學本為印度之產物，但中國人講之，多將其加入中國人思想之傾向，以使成為中國的佛學。所謂中國人思想之傾向者，可分數點論之。
（一）原來之佛學中，派別雖多，然其大體之傾向，則在於說明“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所謂外界，乃係心現，虛妄不實，所謂空也。中國人對於世界之見解，皆為實在論。即以為吾人主觀之外，實有客觀的外界。謂外界必依吾人之心始有存在，在中國人視之，乃非常可怪之論。故中國人之講佛學者，多與佛學所謂空者以一種解釋，使外界為“不真空”（用僧肇語）。
（二）“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乃佛教中之“三法印”。涅槃譯言圓寂，佛之最高境界，乃永寂不動者。但中國人又最注重人之活動。儒家所說人之最高境界，亦即在活動中。如《周易·乾》所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即教人於活動中求最高境界也。即莊學最富有出世色彩，然其理想中之真人至人，亦非無活動者。故中國人之講佛學者，多以為佛之境界，非永寂不動。佛之淨心，亦能“繁興大用”。雖“不為世染”，而亦“不為寂滯”（《大乘止觀法門》語）。所謂“寂而恒照，照而恒寂”（僧肇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