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於當時政治之見解為守舊的，但在道德哲學方麵，則有甚新的見解，自成一係統，為後來儒家學說之基礎。此方麵孔子之主要學說，為其對於仁之見解。《論語》中言仁處甚多。
中國之文化，至周而具規模。但至春秋之時，原來之周製，在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麵，皆有根本的改變。此種種大改變發動於春秋，而完成於漢之中葉，此數百年為中國社會進化之一大過渡時期。此時期中，人所遇環境之新，所受解放之大，除吾人現在所遇所受者外，在中國已往曆史中，殆無可以比之者。即在世界已往曆史中，除近代人所遇所受者外，亦殆無可以比之者。故中國之上古時期，誠曆史中之一重要時期也。
在一社會之舊製度日即崩壞之過程中，自然有傾向於守舊之人，目睹“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遂起而為舊製度之擁護者，孔子（西曆紀元前551年—前479年）即此等人也。不過在舊製度未搖動之時，隻其為舊之一點，便足以起人尊敬之心。若其既已動搖，則擁護之者，欲得時君世主及一般人之信從，則必說出其所以擁護之之理由，與舊製度以理論上的根據。此種工作，孔子已發其端，後來儒家者流繼之。儒家之貢獻，即在於此。
然因大勢之所趨，當時舊製度之日即崩壞，不因儒家之擁護而終止。繼孔子而起之士，有批評或反對舊製度者，有欲修正舊製度者，有欲另立新製度以替代舊製度者，有反對一切製度者。此皆過渡時代舊製度失其權威，新製度尚未確定，人皆徘徊歧路之時，應有之事也。儒家既以理論擁護舊製度，故其餘方麵與儒家意見不合者，欲使時君世主及一般人信從其主張，亦須說出其所以有其主張之理由，與之以理論上的根據。荀子所謂十二子之言，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人既有注重理論之習慣，於是所謂名家“堅白同異”等辯論之隻有純理論的興趣者，亦繼之而起。蓋理論化之發端，亦即哲學化之開始也。孔子即此運動之開始者，故後人以之為“至聖先師”，雖不必對而亦非無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