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沒有道家與道教自周朝末期開始奠定下的心理基礎，推崇儒學的中國或許永遠不會接受印度的觀念論， 亞洲思想這兩根相對而立的擎天巨柱或許永遠不會走入同一個展示空間。
長江不是黃河的支流，黃河兩岸農耕而居的韃靼人網羅一切的共有社會體製從來不曾俘獲長江流域居民的狂野心靈。在長江峽穀的密林迷沼之間，住著一群自由彪悍的人，他們不向北方人的統治者——周王朝的曆代君主——俯首稱臣。這些山野居民的首領，在那個封土建國的時代，不能參加周朝諸侯的聚會，在北方人眼中，他們舉止粗野，言談粗俗，說話好比烏鴉叫，一直被北方人視為笑料，甚至直到漢代仍是如此。不過，在周朝文化的逐漸沁浸滲透之下，這些南方居民找到了表達自己所愛之物及追求理想的藝術方式，而這種藝術表達方式與他們北方同胞的方式相去甚遠。
他們描寫悲痛記憶的詩歌，以屈原[11]作品為代表，充滿了對大自然的熾烈讚美、對雄偉河流的崇拜、雲中霧裏的歡愉、對自由的熱愛以及自我的伸張。最後這一點在與孔子同樣偉大的人物——老子的《道德經》中有明顯體現。從這本五千言的著作當中，我們看到的是回歸自我，擺脫傳統束縛及解放自我的偉大。
老子生於當時屬於南方的楚國，是管理周室藏書和檔案的官員，孔子與他盡管學術觀點各異，但仍尊其為大師，稱其為“龍”[12]。孔子曾說：“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思想的繼承者莊子也是南方人，他傳承老子衣缽，對事物的相對性和形式的易變性有進一步的闡述。
《莊子》一書意象精彩豐富，與隻有單調枯燥說教的孔子著作對比鮮明。他所描述的鵬鳥扶搖而上九萬裏，翼若垂天之雲，一次飛行六個月才停下休息。學鳩和斥 嘲笑鵬鳥：我們一下子就能從地麵飛到樹上，你飛那麽遠有什麽用呢？再比如他寫地籟，寫風吹過萬物發出的自然之音，掃過山林激流，會有不同的旋律；而道或者造化本身無聲，隻是在不同心靈和不同年齡之間有不同的表達，道自身從不曾改變。他寫養生之技，其秘訣在於不要以硬碰硬、對抗衝突，而是找到無所不在的縫隙，做到遊刃有餘。他通過庖丁解牛闡述了這一觀點，他寫庖丁從來不用磨刀，因為他宰牛不是直接切骨頭，而是從骨頭的縫隙處著手。因此他嘲諷儒家的政治與傳統，認為這不過是有限的努力，永遠無法達到物我兩忘的無己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