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的秋天，可謂大漢帝國的“多事之秋”。就在李廣利西征大宛遭遇慘敗的同時，另一支由猛將趙破奴率領的精銳騎兵也在漠北折戟沉沙，整支部隊兩萬多人成建製地投降了匈奴。
這是大漢帝國自元狩四年漠北大捷、霍去病“封狼居胥”後，在對匈戰場上遭受的最嚴重的一次挫折，也是整個武帝一朝對匈戰爭中最難堪的一次失敗。
要說清事情的來龍去脈，有必要回顧一下漠北大捷以來，漢朝與匈奴這些年間在總體上的博弈態勢。
早在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即匈奴在漠北大決戰遭遇重創的五年後，伊稚斜單於就死了，其子烏維繼位。
烏維單於上位前後的十多年間，是匈奴的戰略收縮期和休整期。一方麵，匈奴在漠北慘敗後元氣大傷，需要時間休養生息，恢複實力；另一方麵，烏維繼位後，也需要一段時間鞏固個人權力。因此，這一時期的匈奴根本不敢也無暇再入寇漢朝，雙方基本上相安無事。
漢朝利用這個戰略機遇期，通過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開始執行“斷匈奴右臂”的戰略計劃，逐步展開對西域的經略。十來年間，烏孫、大宛、月氏、大夏等西域國家紛紛與漢朝建立了外交關係；雙方的外交活動日益頻繁，在相當程度上遏製了匈奴在西域的勢力。
當然，匈奴絕不會輕易退出西域。雖然被漢朝重創，但其地理位置比漢朝更靠近西域，擁有近水樓台的地緣戰略優勢，所以對諸多西域國家仍然具有較強的影響力。
這些被夾在漢、匈之間的西域諸國，通常都采取兩邊不得罪的騎牆態度。差別隻在於偏倚的程度——有些離匈奴較遠的，會更傾向於漢朝，如烏孫；有些距離較近的，則仍偏向於匈奴，如車師、樓蘭。
司馬光就稱：“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過於漢使焉。”（《資治通鑒·漢紀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