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晚年的武帝劉徹在昏聵暴虐、濫用刑罰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整個帝國的統治機器也變得越來越苛酷而殘暴。
“上以法製禦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資治通鑒·漢紀十三》）
武帝用嚴刑峻法統治天下，喜歡重用酷吏；於是天下各郡國的主政官員便日益“酷吏化”。而基層官吏和百姓非但沒有在嚴酷的法網中變得溫良恭順，反倒逆向而行，動不動就觸碰法網。
上有暴政，下必有暴民。這是千古不易的鐵律。
秦朝二世而亡的曆史教訓就是最好的前車之鑒。青年時期的武帝劉徹對此有著清醒的認知，所以才會將儒學奉為治國思想。然而他所尊奉的畢竟是“儒法合流”的儒學，且在實際操作中主要是法家思想，所以到了中年，尤其是晚年以後，儒家的德治、仁政理念便被他拋之腦後，隻剩下法家的酷吏統治和變本加厲的嚴刑峻法。
於是，跟暴秦當年發生的事情一樣，到了天漢年間，即武帝劉徹六十餘歲時，函穀關以東的百姓便紛紛揭竿而起了。暴動的烽火一經燃起就迅速蔓延，遍及豫、楚、齊、燕、趙等地，呈現出燎原之勢。
大的民變武裝有數千人。他們攻打城邑，奪取官府軍械庫的武器，釋放監牢裏的死囚，逮捕各郡的太守、都尉，斬殺二千石的高官。
小的民變武裝也有數百人。他們劫掠鄉裏，四處流竄，攻擊、搶劫過往商旅，以致很多郡縣道路斷絕，無法通行。
武帝劉徹接到雪片般飛來的各地急報，不禁有些難以置信。他立刻命禦史中丞、丞相長史等有關官員，調集力量鎮壓各地民變。然而，各級官府平時欺壓百姓很有一套，碰上這種有組織暴動就抓瞎了，折騰了好一陣子，就是搞不定。
緊要關頭，武帝劉徹隻好祭出大招，迅速任命了一批直接聽命於他的全權特使。這批人穿“繡衣”，持節杖，佩虎符，故稱“繡衣直指”，也叫“繡衣禦史”或“繡衣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