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世紀英國曆史進入發展的重要轉型期。16世紀以前，英國史大致分為羅馬不列顛和中世紀兩個階段。
中世紀英國的封建製度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11世紀中葉，伴隨威廉一世征服，來自大陸的諾曼因素與不列顛本土的盎格魯——撒克遜因素相結合，形成了不列顛的封建時代。由於威廉是以武力方式取得統治權的，早期的英國王權遠比歐洲強大；哈斯丁斯潰敗後，英國的本土精英根本無法阻止來自諾曼王朝的強勢統治。然而自13世紀起，英國政治格局的天平開始向貴族一方傾斜，主要原因在於約翰王違背了所謂的封建習俗，以及其內政與外交的大挫敗，而他的兒子亨利三世既剛愎自用，又治國無方。此時，英國政體發生了重大轉折，從早期的強勢君主製轉向等級君主製，實行國王和貴族精英的聯合統治。1215年的《大憲章》、1258年的《牛津條例》和1265年及1295年召集的議會，是實現這種轉折的幾個標誌性事件。它們被看作是英國君主立憲製的先導，而1688年“光榮革命”僅僅是對這種憲政傳統的複歸。
從14世紀起相繼發生的百年戰爭和玫瑰戰爭，逐漸培育出英國的民族意識。百年戰爭初期，雖然英軍連連得勝，但英國人最終還是輸掉了這場久拖不決的侵略戰爭。不過，英國人也從中獲得了教訓，就是法國不屬於英國，英國無法徹底戰勝法國，他們和法國人本來就屬於兩個不同的民族。對於這場戰爭的屬性，由於它起因於兩個王室間的利益糾葛，其封建性早有定論。戰爭後期，隨著英、法兩個民族越來越深的介入，民族戰爭的性質日益明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英、法的民族意識是百年戰爭的伴隨物。當然，從民族意識到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還有一段距離要跨越，而就英國來看，隨後發生的玫瑰戰爭和宗教改革，是實現這一跨越的重要途徑。雖然玫瑰戰爭依然是一場封建性的王位爭奪戰，但其結果不僅使英國克服了無政府狀態，而且貴族階級在戰爭中遭到了自威廉征服以來的第一次重創，從而為都鐸時代新君主製（專製君主製）和民族國家的形成掃清了國內政治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