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血酬定律，再引入生產收益的因素，就可以形成第三推想：隨著血酬逐步降低，生產行為的報酬相對提高，土匪可以轉化為農民。
在王陽明筆下，江西土匪從事耕作的背景有兩條。一條是官府創立了保甲製度，各村鎮的防範越來越嚴，同時官府開始練兵，準備剿匪，搶劫的風險增大了。另一條是土匪數量在兩三年內增長十倍，從三千多人發展到數萬人，民眾貧苦逃亡。狼多、羊瘦、羊少，搶劫收益勢必下降。這兩項背景意味著：土匪流血多了，收入少了。血酬降低了。
著名作家姚雪垠生活在土匪橫行的地點和時代，又有被土匪綁票的親身經曆，他如此描寫土匪造就的環境：“我是豫西人，而豫西是有名的‘土匪世界’。拿我家鄉鄧縣說，大約從1928年到1933年，東鄉由紅槍會控製，西鄉由土匪控製。土匪控製區因農民流亡，形成幾十裏荒草區域，當時縣政府上報的荒地有四萬頃，雖然可能有誇大，但情況的嚴重可想而知。我曾經進入荒區看過，荒草有半人多深，野雞亂飛，野兔群奔，灰白色的狼屎處處。”[11]
試想，這幾十裏土匪控製區中荒草遍地，土匪如何生活？倘若出境搶劫很危險，倒不如以打獵為生。這樣一來，土匪就開始向勞動人民轉化了。
據民國版的四川《溫江縣誌》記載：由於張獻忠的屠殺，溫江縣境內“人類幾滅，劫灰之餘，僅存者範氏、陳氏、衛氏、蔣氏、鄢氏、胡氏數姓而已。順治十六年（1659）清查戶口，尚僅32戶，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12]
民國《簡陽縣誌》卷十九，食貨篇：“簡州賦役，……明末兵荒為厲，概成曠野，僅存土著14戶。”
溫江和簡陽都是成都附近的好地方，資源潛力足以供養數十萬人口。如此大片地區“概成曠野”，“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全縣隻剩下一二十戶人家，做什麽營生好呢？此時，綁票或搶劫的搜尋成本很高，人質贖買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很低。在羊少羊瘦的環境中，與其當找不到肉吃的狼，不如轉而當吃草的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