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推想與第一推想的方向相反：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團也可以退化為土匪。
1918年，熊克武出任四川督軍，召開整軍會議，確立了各派係軍隊“就防劃餉”的防區製。用大軍閥劉文輝的說法：“當年四川軍人控製的防區都是獨立王國，在經濟上予取予求，為所欲為，所以大家都拚命地爭城爭地。四川軍閥混戰十六年，大多為此。”[8]
劉文輝用了“獨立王國”一詞。當時四川的局麵頗像戰國時代，六七個暴力集團的首領在這片土地上合縱連橫，群雄爭霸。每個軍閥都有權在自己的防區內設立製度、任命官吏、征收賦稅，不經該防區的軍閥認可，中央政府的法令也不能生效。不過，由於爭奪激烈，防區主人頻繁變換，穩定程度比不上獨立王國，也比不上諸侯領地，倒有些像黑幫地盤。
劉文輝說，他“在自己的防區內，苛捐雜稅，人有我有，竭澤而漁，不恤民困，……有一個時期，在無可如何之中，竟至從鴉片中去增加收入。”
軍閥陳光藻說：“軍費一般是靠征收田賦，正稅不足，便行預征，有一年預征五六年糧賦的。到1935年（民國24年）時，有些地方預征田賦已到民國一百多年的。除了預征田賦就是普種鴉片，征收煙款，便設煙館，抽收紅燈捐。各軍防區還設立水陸關卡，征收過道捐稅。”[9]
除了預征之外，竭澤而漁的具體辦法還有田賦附加。據1934年對四川15個縣的調查，田賦附加稅有學費、縣誌、被服、備丁等26種名目，附加稅額之沉重，到防區製末期，竟有達正供數十倍者。[10]
這些軍閥的行為與土匪有什麽區別呢？與同時同地的土匪比較，軍閥的搜刮似乎更加凶惡。土匪畢竟沒有“預征”，也沒有“附加”，惟恐竭澤而漁，斷了日後的財路。而軍閥恰恰追求“竭澤而漁”。這不是道德和名分問題，而是利害的施報問題。既然防區經常易手，實施殺雞取蛋的政策，惡果未必由自己承擔，眼下還可以壯大力量。實施養雞生蛋的政策，將來未必吃得上蛋，雞也可能讓人家搶去吃了，眼下的營養不良又可能迅速導致潰敗。在這種格局中，竭澤而漁——標準的流寇行徑——便是最有利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