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推想是對第一推想的延伸。為了追求血酬的長期最大化，土匪既然願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那麽，當某種秩序帶來的收益超過舊秩序時，立法者和執法者也應該願意變法，提高或降低對掠奪對象的保護程度。
降低保護程度的變法就不多說了，曆朝曆代推出惡法橫征暴斂的故事比比皆是。各級官僚為了追求代理人的利益，以潛規則替換正式規則，也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我們這裏著重考慮更加重大的製度變遷，看看變法改製的終點能推至多遠。
據《清世祖實錄》（清世祖即順治皇帝，1644—1661年在位）卷九十記載：“向來血戰所得人口，以供種地牧馬諸役。”同書卷二十說，入關以後，“俘獲人口，照例賞給登城被傷之人。”[17]
“血戰所得”之類的措辭表明，當事人確實有以奴婢為血酬的觀念。正如前邊提到的那樣，滿族統治集團最初就像土匪一樣掠人為奴。稍後，他們又像強盜一樣，以圈地的方式掠奪了15萬至22萬頃土地，分給八旗將士，讓奴仆為他們耕種。[18]主子對奴仆可以任意拷打虐待。這種製度安排對主子來說很痛快，操作起來既簡單又方便，蒙元初期也曾如此辦理。
問題在於，奴仆可以偷懶，可以裝傻，可以偷吃偷拿，挨打受虐還可能逃亡。順治三年（1646年），“數月之間，逃人已幾數萬。”1649年，奴仆“今俱逃盡，滿洲官兵，紛紛控奏。”1654年，“一年間，逃人幾及三萬，緝獲者不及十分之一。”從血酬的角度說，大規模逃亡意味著“無以慰其主而勸有功，”[19]製度設計的酬報和激勵功能喪失了。不僅如此，圈來的土地大量拋荒，“曆年並未收成，”失地者和逃亡者又紛紛當了土匪，這種結果未免讓人生出雞飛蛋打的感覺。
滿清統治者的初步反應是雙重的，有退讓，也有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