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權的灰幫化或黑幫化，走過了一個和平演變的曆程。
明初驛遞管理甚嚴，隻有很少的軍務和欽差人員可以使用公家的驛站。陸仲亨以侯爵之尊，違規用了公家驛站的馬，便被朱元璋罰往雁門捕盜。這位將軍終於被逼加入了謀反團夥。這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之前的事。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出任淳安知縣後，在當地老人中進行過調查，據老人說，近二十年民間比前二十年苦，負擔重。近四五十年又比前四五十年負擔重，這就是因為官員的招待費用越來越豐厚了。[80]
（明）陳全之《蓬窗日錄》卷四中的一則記載，更加精確地支持了這種民間感覺。他說，驛傳之弊，到如今可以說走到了極端。官員無“關”（使用驛傳係統的證明信）而借關，關可以借，便濫借起來。地方官員又乘待客之機自肥自便。例如淮揚驛遞，嘉靖初年，每年接的證明信大約三千。不過二十年，如今上萬了。所用的船也比過去大，需要三倍於前的纖夫才能拉動[81]。由此可見灰幫化進程的速度：二十年間灰度加重三倍以上。
這一年上萬的過客，究竟有多大比例是真的呢？（明）胡纘宗《願學編》（下）說：“法當入驛者，十無二三。法不當入驛者，十每八九。陸行皆非，水行尤甚。……即今海內民窮財盡，日不聊生，大抵驛傳之致之也。”[82]
海瑞的抵抗努力失敗後，又過了六十多年，毛羽健向崇禎皇帝匯報說：“驛遞一事，最為民害。”他說，證明信的發放範圍更寬了，不僅互相借用，還轉手買賣了。“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紙。敲骨吸髓，見聞心慘。”他呼籲皇帝懸賞捉拿使用假證明信的人。[83]
證明信泛濫，實質是敲詐勒索權的擴大。以大名鼎鼎的徐霞客為例。崇禎十年（1637）秋，徐霞客在廣西遊曆，他無權免費使用公家的驛傳係統。但是，憑著地方官贈送的馬牌（使用驛傳的證明信），徐霞客卻支使村民為他和仆人抬轎趕路。主仆加上行李，動輒要用七八個夫役。村裏人手不夠時，還用“二婦人代輿”——讓婦女為他抬轎。此外還要供他吃喝，有魚有肉，“煮蛋獻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