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農民的基本故事和變型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命中注定的，但也包含了人為的因素。
決定基本故事的因素，包括沉重的稅費負擔，低廉的農產品價格和狹小的土地。在人均不足一畝的土地上，種植賣不出幾個錢的農作物，再無償上繳二三成的收入，這就注定了農民要向外尋找機會。隻要地少人多，隻要世界市場的農產品價格不暴漲，隻要吃皇糧的幹部職工不減少，農民外出的基本故事就要繼續演下去。
決定變型故事的因素，包括城市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城市經濟提供的就業機會，戶口政策，教育政策及相關的財政政策，等等。這方麵的內容就更加複雜，但也更容易有所作為。
我訪問了好幾戶外出回來的農民家庭，一個經常聽到的回鄉原因，就是孩子讀書。城市的教育體係排斥和歧視農民，因為他們沒有城市戶口。於是，由於城裏人或者教育部門的利益，另外一種人生故事便不得不上演。這並不是由於農民不肯幹，不能幹，而是由於他們麵對著一種歧視性規則。譬如最開始談到的小劉和小葉，他們為什麽不能舉家遷入天津？小房已經有了，並不需要多少額外的代價。小劉也說，九八年大災之後他去了天津，還找到了一份在食堂打雜的工作。他對天津的印象極好，認為工作的機會很多，收入也比在家種地高好幾倍。他給我舉的例子有餐館打雜、賣菜、賣水果和看收費廁所，這都是城裏人不願意做的。但是他不得不回來，因為孩子在城裏無法上學。讓孩子上學的要求簡直太正當了，按照九年義務教育的法律規定，這份正當還得到了法律保護，如此既正當又合法的要求居然不能得到滿足，這使我想起了在南非之類的地方發生過的事情。至少從道義的角度，我看不出這種城鄉分割政策與種族隔離政策和種姓歧視政策有什麽本質上的區別。但我懷疑中國能否產生馬丁·路德·金，或者曼德拉那樣的人物，這不是人種問題，而是土壤和氣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