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德國的專製體製，使得不同的建議和意見根本無法得到正常表達，更遑論這些建議能影響當局的決策。隨著專製體製日益強化並走上惡性發展的道路，國家體製中沒有“刹車”裝置的惡果日益暴露，明智人士和反對力量隻有一條路可走——用謀刺等非法手段迫使災難之車硬性癱瘓在地。
自希特勒從政以後，謀刺他的企圖和事件就接連不斷。1983年，德國作家維爾·貝特霍爾德（Will Berthold，1924—2000）出版了《四十二起謀殺希特勒案件》[28]一書，較為係統地梳理出這些企圖和事件中有案可查的部分。在這些謀刺事件中，發生在1933年希特勒就任總理之前的，更多地帶有納粹運動內部爭權奪利的色彩。希特勒執政初期，謀刺行動的動因是多元的，實施者的國籍和信仰也五花八門。有來自國內的，也有來自瑞士的；有共產黨內的極左分子（個人的單獨行為），納粹運動中分裂組織“黑色陣線”的派遣者，意圖維護基督教尊嚴的基督徒，反暴政的正義人士，也有軍內的抵抗分子。然而隨著歐戰的爆發，專製統治越來越嚴酷，希特勒公開露麵的機會日益減少，謀刺行動的難度也進一步增加。這時，軍內抵抗組織的謀刺活動就成為除掉希特勒的唯一希望。
在民間人士的行動中，1939年11月發生在慕尼黑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的爆炸案是影響最大、實施者最具有傳奇色彩的一次。爆發案製造者約翰·格奧爾格·埃爾澤（Johann Georg Elser，1903—1945）出生於符騰堡一個工匠家庭，少年時學習成績優秀，14歲開始學習手藝，先後當過鐵匠和木匠。[29]他在周圍共產黨員的影響下，一度加入過共產黨的防衛組織“紅色前線戰士同盟”。希特勒上台執政後，隨著國內政策的一係列調整，埃爾澤的收入下降了。而希特勒政府一係列毀約擴軍的冒險舉動，使他堅信希特勒就意味著戰爭，將把整個德國推向崩潰的深淵。他決定依靠個人的力量，利用每年11月8日納粹“老戰士”紀念“啤酒館政變”的時機，在希特勒發表演說時將其炸死。為此，他作了精心準備。為了獲得炸藥和雷管，身有手藝的工匠竟然自願到采石場充當時薪僅70芬尼的輔助工。在工地上，他常常趁人不注意，撿拾掉落在地上的雷管，還直接仿製鑰匙，到庫房偷拿炸藥。隨後，他利用自己的技能，把鍾表改裝成定時裝置。他變賣了自己的自行車和低音提琴，身揣近400馬克，來到慕尼黑。最困難的工作是把炸藥放入全年營業的啤酒館中央的大柱子中。他每次都在晚上8—10時到啤酒館吃晚飯，吃完後趁亂閃入二樓儲藏室，等到所有的人離開後出來工作。淩晨天亮以前必須停止工作，回到儲藏室等待，到早晨7時多酒館開門營業後從後門離開。由於柱子是磚石結構的，外麵蒙了一層木板，他首先在木板層上做出一扇隱蔽的門，便於每次開關。然後使用各種工具鑿挖磚頭。這項工作的難度，一是不能發出太大的聲響，二是每天處理建築垃圾。對第一個難題，他隻能放慢工作進度，利用抽水馬桶自動放水時發出較大的聲音，加緊作敲打工作。至於建築垃圾，他先把它們裝袋倒入儲藏室的紙箱裏，等紙箱裝滿後，再利用中午的時間使用手提箱把垃圾提到伊薩河（Isar）邊，倒在垃圾堆上。經過30餘個夜晚的辛苦工作，中間經過了許多次差點被人發現的風險，埃爾澤的雙膝也由於長期跪在柱子旁工作而有擦傷和發炎，但是，帶有定時裝置的炸藥終於放入了柱子，外表看不出破綻，鍾表的聲音也被掩蓋住。可惜的是，往常都要在該場合演講一個半小時的希特勒，這次由於麵臨是否要立即進攻西線的問題，必須提前返回柏林。1939年11月8日晚上9∶20，放置在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柱子裏的炸藥準時爆炸。在場的6名納粹“老戰士”和1名女招待當場被炸死，以後又有1人在醫院裏死亡，63人受傷，其中16人重傷，但希特勒在爆炸發生前13分鍾已經離開了現場。埃爾澤在拉網式搜捕中很快被捕，但數天後才被確定身份。由於希特勒不相信他一個人能完成這麽多工作，堅持認為其背後有英國間諜網或“黑色陣線”作支撐，所以不願立即處決他。他長期被關押在集中營，直到1945年4月5日才被秘密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