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多元化社會的形成，大抵經曆了150年、三個階段。從太祖洪武至英宗正統時期(1368—1449)，明朝建國的前80年，雖然也有過“小陽春”，但大抵上屬於嚴峻冷酷的時期。經過元末長時間的全國性戰爭，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的破壞，經濟需要複蘇，社會需要穩定，國家權力強勢控製社會。在這期間，曾經發生過明太祖嚴懲貪官、濫殺功臣，以及對持不合作態度的文人實施打擊，也發生過明成祖在“靖難之役”後對建文舊臣的持續鎮壓，還發生過明英宗時期對小說、戲曲的禁止。而且，在洪武、永樂兩朝，還通過強製性遷徙，把農民起義時期的“殺富濟貧”演繹為“奪富濟國”。在實施打擊的同時，重開科舉，招攬讀書人，謀求廣泛的社會支持。從此，科舉成為軍功之外通向仕途的“正道”。在當時，誰能進入國子監讀書，誰能中舉人、中進士，誰的官做得大，誰就有價值。所以，讀書人的出路隻盯住一條：舉業。這才是最有效、最體麵、最符合國家意誌的脫貧道路和展示自我價值的方式。“仕途”或“官本位”也成了國家倡導、民眾公認的最基本的社會價值標準。
英宗正統至憲宗成化時期(1436—1487)，明朝建國的80到120年間，嚴峻冷酷的政治氣氛開始瓦解。隨著社會經濟的漸次複蘇，社會財富開始積累，各地城市趨向繁榮，人們對物質財富的占有欲變得強烈起來。統治者的構成也發生了變化，無論是軍功貴族，還是文官地主，他們都是社會財富的控製者。所以，國家權力對社會財富的控製也開始鬆懈，於是出現了第二種價值標準——財富。誰能夠看準時機發財，那也是本事。於是，棄學經商的現象開始大量出現。這種價值標準的產生及被社會逐漸認同，成為明代社會經濟發展特別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正是在這種價值標準的推動下，徽商、晉商、江右商、閩商、粵商等“十大商幫”以及其他地域性商人活躍起來，並且影響中國500年的經濟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