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各種學說、思想乃至宗教大發展、大繁榮的時期。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它對當時中國的精神世界產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響。當然，這絕不是說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外精神層麵的交流或者講文化層麵的交流就僅僅是由西往東，而中原地區並沒有文化向西方的輸出。《北史·西域傳》就曾經講過：“高昌(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吐魯番一帶)有《詩經》《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這段記載是非常重要的，它說明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的文化也在向西方傳播。它說在高昌那一帶有人學習《詩經》《論語》《孝經》，而且還有學官，即專門的政府機構來教授這些學生。不過這些學生並不是用漢語來讀這些經典，而是用胡語——西域當時的各種語言——來讀。這段記載被新疆考古發現證實。我們在新疆考古發現中，發現了古抄本《毛詩序》等漢文典籍。為什麽我要把重點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地區受到的從西方傳進來的文化、宗教的影響？因為這一方麵的史料和研究比較多，而中原文化對西域、對中亞，乃至於對更遠地方的影響，這方麵的研究相對來講還比較薄弱。
魏晉南北朝時期，沿著陸路交通要道傳播進來的眾多宗教中，最重要的當然首推佛教。魏晉南北朝時期有很多西域高僧陸續進入中原。兩漢時期是佛教傳入中原的一個發端，而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佛教的一個繁榮期，並且是“中國化”的一個時期。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才真正紮根中國大地。那個時候有很多來自西域、印度和中亞的高僧都到中國來傳播佛教、翻譯佛經。其中特別著名的鳩摩羅什[36]，就是來自西域的。在中國佛教的翻譯史上，如果要推舉出兩位最偉大的譯經大師的話，毫無疑問，一個是玄奘大師，另一個就是鳩摩羅什。玄奘大師的翻譯被稱作“新譯”[37]，而鳩摩羅什則是舊譯的代表，他們是兩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