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麵要對隋唐300年的曆史做一個總結。就如我在前麵提到的，隋唐是一個承上啟下的時代。陳寅恪先生指出過這一點，著名的“唐宋變革論”也涉及這一點。唐宋變革論的倡導者內藤湖南，就認為唐代開啟了中國所謂的“近世”。他指出這個時代的一個特點，就是貴族政治的衰退和獨裁的興起。他認為唐朝尤其是唐朝後期的曆史，基本上開啟了宋朝以後曆史的新樣態。
他說：“貴族失勢的結果使得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較為接近，任何人要擔任高職，再也不能靠世襲的特權，而要由天子的權力來決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雖然居於代表貴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貴族沒落，君主就再也不是貴族團體的私有物，它直接麵對臣民，是他們的公有物。”這也就是我們前麵反複提到過的，貴族政治走向了終結，由官僚政治取而代之。不僅如此，內藤湖南還認為人民的地位，無論是政治地位還是經濟地位，都發生了變化，他說：“中國本來不是以法治國，不承認人民的權利，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財產私有權與貴族政治時代大異其趣。在貴族時代，人民在整體貴族眼中如奴隸一般，隋唐時代開始，人民從貴族手中得到了解放。”
內藤湖南還指出，貴族階級被消滅了之後，君主與人民之間再也不隔著一個貴族階級了，君主與人民直接相對，這也是進入近世政治以後才有的事情。唐代的租庸調製意味著人民向政府繳納地租、服力役、提供生產成果。唐朝中期以後，這個製度自然崩壞，改為兩稅製，人民從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製度當中得到了自由解放。講到宋代，他對王安石變法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說經過王安石的新法之後，人民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意義更加確實。
內藤湖南還說，唐朝朝廷群臣之間有黨爭，宋朝也有黨爭，但兩朝的黨爭性質不一樣。唐代的朋黨以貴族為主，專注於權力鬥爭；宋代朋黨則明顯地反映了當時政治上的不同主義。他的意思是說，唐朝的黨爭是以身份為界限、以身份為區別進行鬥爭；而宋代的朋黨之爭則是以不同的政治主張為界限、為標誌而進行鬥爭。此外，他認為經濟也有很大的變化，唐宋之交是實物經濟的結束，貨幣經濟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