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楚黨和吳黨
明末黨爭劇烈，官僚士大夫往往結黨營私，爭權奪利，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多次給民族帶來重大災難。如果說在弘光以前的東林、魏黨之爭表麵上還以“君子”“小人”為分野，到永曆時期就完全變成了爭奪朝廷權力的內部傾軋。按錢秉鐙的說法：“先是，朝士有東西之分，自東粵來者，以反正功氣淩西人；而粵西隨駕至者，亦矜其發未剃以嗤東人。而東、西又各自為鎮。久之，遂分吳、楚兩局。主持吳局者，閣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吳貞毓、給事張孝起、李用楫，外則製輔堵胤錫也；而江右之王化澄、萬翱、雷德複，蜀中之程源、粵東之郭之奇實為之魁。主持楚局者，丁時魁、蒙正發、袁彭年……陝西劉湘客、杭州金堡既與時魁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事關白，居然一體矣。”“凡自湖南、廣西隨駕至，出於督師（何騰蛟）、留守（瞿式耜）門者，大半歸楚。吳人謂楚東恃元胤、西恃留守；實則吳亦內倚吉翔、外倚邦傅，特其蹤跡秘密，不似時魁等招搖人耳目耳。”其他人則“浮沉吳、楚之間，或無所依附”[1]。這種描述有一定道理，但並不完全正確。所謂“吳局”“楚局”經曆了一個對立、分化、轉合的過程。廣東反正以前，是瞿式耜等人同廣西南潯軍閥陳邦傅之間的矛盾；李成棟反正以後，開初是未曾降清的扈從諸臣同反正來歸的廣東文官武將之間的矛盾。由於李成棟反清歸明，永曆朝廷管轄區驟然擴大到廣東全省以上，永曆帝也移蹕肇慶，進入李成棟父子的控製區。朝廷為取悅成棟等人，在用人行政上“重反正，薄守節”[2]。甚至諱言是否曾經剃頭降清，“近奉新功令，休稱兩鬢完（原注：時禁自陳保發歸朝之語）”。[3]以忠貞不貳、扈駕有功自命的官僚對此頗有意見，留守桂林大學士瞿式耜竭力反對永曆帝移駐廣東，就是擔心朝廷權力落入“東勳”手裏。朱由榔遷至廣東肇慶之後，瞿式耜憤憤不平，在1649年（永曆二年）九月的一封信中說：“吾之留守桂林，不止要照管東、西，通何督師之氣脈；亦為東邊用人行政，惟知奉承剃發之人，全不顧朝綱清議，太看不得。與之同流合汙既不能，終日爭嚷又不耐，反不如身居局外，猶得清清白白做一人也。”[4]可見，瞿式耜原先對李成棟集團的得勢耿耿於懷，不久，何騰蛟兵敗身死，馬吉翔又極力拉攏李成棟，瞿式耜力單勢孤，才通過袁彭年、劉湘客、金堡等人同反正來歸的“東勳”結合起來，共同對付馬吉翔、陳邦傅等原廣西實權人物。爭奪朝廷權力的格局錯綜複雜，“吳”“楚”的概念本來很不準確，既不是以同鄉親友聯結而成，也不是以反正、隨駕（即曾否降清剃發）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