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孫可望請封秦王之糾葛
以孫可望為首的大西軍進入雲南，具有長遠的戰略眼光。經營雲南是為了有個穩定的後方進行休整，積聚力量，以便重整兵馬，同清軍再決雌雄。入滇兩年，由於政策措施正確得當，社會安定，生產迅速恢複發展，大西軍對雲南的統治日益穩定，實力已經大大增強。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南明永曆朝廷吏治腐敗和內部互相傾軋，導致抗清陣營的分崩離析，疆土越來越縮小。大順軍餘部從1645年隆武朝廷當政時期就已經開始了聯合抗清，以李過（李赤心）、高一功（高必正）統率的“忠貞營”成了抗清的主力。盡管南明統治集團明知“今日朝廷所恃者忠貞營耳”[1]，然而從朝廷以至督、撫重臣何騰蛟、瞿式耜[2]、章曠等人卻出於階級偏見處處排斥、刁難這支忠心耿耿奮力抗清的農民武裝，幹著親者痛、仇者快的勾當。他們視為嫡係的各種雜牌官軍卻隻知禍國殃民，一旦形勢危急就叛變投敵，甘心充當清廷推行民族征服政策的馬前卒。在這種情況下，抗清形勢的不斷惡化自然不可避免。
孫可望等原大西軍領導人正是從全國大局著眼，決定領兵出滇，開赴抗清前線。出兵以前，孫可望同楊畏知、沐天波商議時說道：“年來以雲南一隅之地，兵精糧足，欲圖大舉，以複中原。”[3]他認識到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以朱明王朝為旗幟可以獲得更多的同盟者，有利於抗清事業。另一方麵，孫可望決定請求永曆朝廷加封，也有借此挾製李定國、劉文秀的意圖。孫可望與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的地位本來不相上下，入滇以後可望雖被推為盟主，但他畢竟不能同張獻忠相比，李定國、劉文秀手握重兵，各以“西府”“南府”老爺自居，並不能唯孫可望之命是從。許多史籍都記載，1648年孫可望借演武場升旗事件，把李定國按在地上打了一頓板子，以確立和提高自己在全軍中的領導地位。馮甦記：“可望饒機智，既據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黨猶儕視之，李定國尤倔強，每事相阻忤。明年戊子，可望與劉文秀等議，縛定國於演武場，聲其罪，杖之百；既複相與抱持而哭，命定國取沙定洲以贖罪。定國心憾之，念相推奉已久，無能與抗也。”[4]這說明孫可望的領袖地位並沒有真正形成。他為了名正言順地節製定國和文秀，想通過永曆朝廷加封，使自己的爵位高於二人。深悉其內幕的楊畏知說過：“請封，可望一人意也。其意欲得封爵出劉文秀、李定國上，足以駕馭兩雄，使受其節製耳。李定國為人直樸無偽，初遣使請封時，定國不悅曰：‘我自為王，安所用請？’可望再三諭以封爵出自朝廷者為真，今皆假號也。定國曰：‘若是，則便是朝廷官，不更作賊矣，勿反複也。’”[5]正是出於這些考慮，孫可望於1649年（永曆三年、順治六年）派楊畏知和戶部龔彝充當使者前往廣東肇慶，同永曆朝廷聯絡。隨身帶了孫可望的一封書信，內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