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舟山之役和魯監國退位
魯監國進駐舟山以後，擺脫了鄭彩的控製，戰略上也由恢複福建改為經營浙江。當時，張名振、阮進、王朝先等部駐於舟山；閩安伯周瑞、平虜伯周鶴芝屯於溫州的三盤；寧波府四明山寨的王翊、王江、馮京第等義師同舟山相呼應。以魯監國為首的兵力還相當強盛，特別是舟山群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對清廷在江浙地區的統治構成重大威脅。
清攝政王多爾袞眼見在江西、廣東、山西、陝西等地的大規模反清複明運動之後，滿洲八旗兵被拖得疲憊已極，加上清軍不熟悉海上作戰，因而對魯監國政權采取了政治上招降瓦解、軍事上利用漢軍進攻的對策。1649年（順治六年、魯監國四年）正月，江南江西河南總督馬國柱報告：“舟山偽僉都嚴我公率知府許珖等投誠，並獻進剿機宜，願充向導。”[1]多爾袞如獲至寶，立即讓馬國柱把嚴我公送到北京，親自兩次召見，授予都察院右副都禦史招撫沙埕舟山等處招撫使，攜帶敕書前往浙江招降明方文武官員。嚴我公即以清朝欽差大臣的身份派遣使者進入四明山寨和舟山群島到處遊說。在他的策動下，這年三月魯監國所封開遠侯吳凱降清[2]，九月清廷封吳凱為沙埕侯，總統沙埕、舟山、大嵐、東白海島軍務總兵官[3]。接著，魯監國下義安伯顧奇勳降清，被封為舟山伯、舟山總兵[4]。隨同降清的明開平將軍薑君獻被任為歸義將軍，安遠將軍王用升為懷義將軍，翼義將軍陳龍為慕義將軍，總兵陳德芝為招撫（即嚴我公）標下右營總兵，雷虎彪為後營總兵，楊子龍為前營總兵，明副使呂一成為沙埕監軍副使，高樹勳為舟山監軍副使，“俱賜敕印並貂帽蟒袍等物”[5]。次年（1650）正月和四月，嚴我公又疏報招得定遠侯石仲芳[6]、昭武將軍田得坤、忠勇將軍沈乘龍、虎賁將軍胡茂芳、定一將軍陸鳴時等多人。順治六年二月初三日，清“皇父攝政王”多爾袞還發出了“與大蘭山吳大將軍諭旨”，其中說：“將軍果投誠歸順，予必使將軍富貴無極，子子孫孫世世不絕，山河帶礪，與國同休。”[7]這些事實都表明清廷因自身兵力不足，不得不采取高懸爵祿的方式，連魯監國濫發敕印授予的官爵隻要來降就保留其原官原爵。清廷通過嚴我公的活動，僅發出一批空頭敕印就招來了魯監國下一批不穩定分子，對於掌握浙東抗清勢力的虛實、動搖人心起了不小作用。但光靠這一手解決不了問題。一是魯監國的主要將領張名振、阮進等人堅貞不移，四明山寨的主帥王翊也把嚴我公派來的使者付之湯火[8]，嚴我公對多爾袞誇下的海口無從兌現。另一方麵，招來的一批“高官顯爵”既沒有多大實力又沒有糧餉，引起了清朝地方當局的不滿，他們心懷妒意，又難於安插。順治七年四月，清浙閩總督陳錦上疏說：“我公等見行事宜，不便有八。”兵部稱讚為“誠為確論”[9]。甚至嚴我公也承認“天恩過厚”，“緣係招撫鎮臣太多”[10]。這場招撫鬧劇才草率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