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1653年李定國廣東肇慶之役
在廣西桂林、湖南衡州大捷之後，孫可望出於嫉妒心理，竭力限製李定國部的發展，甚至設計加以謀害。在這種情況下，李定國被迫改變戰略方向，決定由廣西向廣東進軍。這樣，既可以避免同駐守在貴州和湖南西部的孫可望發生摩擦，又可以指望與福建廈門一帶的鄭成功部和廣東抗清義師配合。我們已經指出，就總體而言南明的軍事力量並不像曆來史家想象的那麽弱，隻是由於無窮無盡的內訌削弱、抵消了自身的實力，大批將領倒戈投降，為清廷征服自己的同胞效力；即便矢誌抗清，又往往各自為戰，從來沒有建立一個有權威的統一指揮中心，不能相互支援，給清軍提供了各個擊破的機會。孫可望一度改變了這種局麵，抗清運動就取得了一係列重大勝利。可惜好景不長，孫可望的跋扈自雄導致以原大西軍為主體的西南抗清力量分裂。李定國不愧是南明最傑出的軍事家，他不僅始終以反清複明為己任，還用卓越的戰略眼光分析全局。同孫可望並力恢複湖廣然後東進的計劃既不可能實現，就轉而另辟蹊徑，聯絡鄭成功共圖複興大業。他的戰略意圖是，同鄭成功會師，首先收複廣東，進而奪取福建、江西、浙江、江蘇等省。如果這一計劃實現，擁戴南明的各支抗清武裝就將控製整個江南，然後分路向北推進，全國形勢將大為改觀。然而，這一戰略目標能否實現很大程度上要看鄭成功的態度。
1653—1654年南明會師計劃及行動圖
1653年（順治十年、永曆七年）二月，李定國率部從廣西賀縣出發，占領戰略要地梧州[3]，接著師出廣東。三月十四日經封川縣攻占開建和德慶州[4]，同月二十五日進抵肇慶城下。次日，定國親臨肇慶城外，指揮部隊從東、西、北三麵強攻，同時分兵占領四會、廣寧[5]。李定國大軍入粵，使兩廣地區的抗清力量受到鼓舞，紛紛起而響應，配合作戰。如，廣西岑溪的宋國相、韋應登部出攻廣東羅定、東安、西寧；廣東沿海的抗清義師派出戰船二百餘艘由新會、順德境內河流直入九江口，“偽爵鎮周金湯、葉標、施尚義、熊朝佐、王翰、鄧耀等兵稱數萬”[6]；韶州清遠山中的抗清力量也派使者同李定國聯係，準備由從化縣南攻廣州。特別是鎮守廣東東部與福建接境的潮州總兵郝尚久也再次樹起反清複明的旗幟。郝尚久原為李成棟部將，1648年隨成棟反正，1650年叛投清方。他自以為在廣州杜永和等未下之時先行降清，又有擊退鄭成功軍之功，會受到清政府的重視。可是，事與願違，清朝當局對他的反複無常和桀驁不馴早已心懷戒意。1652年（順治九年）八月，清政府決定派南贛副將劉伯祿接任潮州總兵[7]，調郝尚久為廣東水師副將，不僅剝奪了他的兵權和地盤，官職也降了一級。郝尚久拒不遵調，已有一觸即發之勢。二月間，郝尚久就開始了反清的準備工作，清分巡嶺東道陸振芬密報，“近尚久深溝高壘，調集四麵土官，勾引鄭寇入潮陽、揭陽二縣”[8]。李定國攻入廣東的消息傳來，郝尚久認為時機已到，立即起而響應。三月二十二日，他公開反清，“自稱新泰侯，改元永曆七年”，“勒令全城割辮裹網”。清巡道陸振芬、潮州知府薛信辰以及普寧、澄海、揭陽、饒平等縣的知縣都被拘捕[9]。郝尚久任命李信為潮州知府，還委任了其他地方官員[10]，並且派使者同李定國取得聯係。這樣，廣州地區的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等就處於東、西交困的被動地位。但郝尚久兵力有限，東麵受到相鄰的福建漳州清軍牽製；西麵惠州總兵黃應傑又效忠於清朝，隔斷了郝軍西進廣州的去路；清總兵吳六奇駐兵於大埔、鎮平（今廣東蕉嶺縣）、程鄉（今廣東梅州市），從北麵威脅著潮州。因此，郝尚久憑借本部兵力同李定國會師恢複廣東的可能性不大，他同李定國一樣事先派出密使請鄭成功出兵，隻要鄭成功踐約遣主力西上，廣州清軍勢難兩顧，東西合擊收複全粵頗有把握。鄭成功的按兵不動，使這一計劃無從實現。